西藏非凡60年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段芝璞 薛文献 王沁鸥

◆ 60年前西藏进行的民主改革，对西藏人民而言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西藏人民掌握自身命运的进程一旦开始，60年来就再没有停止过

◆ 伴随着民主改革，西藏人民焕发出空前的生产生活热情。走过甲子辉煌，人民不曾辜负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也没有辜负人民

◆ 纵观西藏“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历史，能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

在西藏山南市克松社区，穿一身金黄色藏服的小朋友朗卡，脚踏红色滑板车四处玩闹。72岁的索朗多吉坐在院子里，一脸慈爱地看着自己的曾外孙。他说，3月28日小朗卡将迎来自己两周岁的生日。而那天刚好是“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我小时候的生活和朗卡不能比。那时候家里最好的食物是糌粑，酥油茶几乎看不见。即使这样，也从来都不够吃。”索朗多吉说，他一出生便是农奴，在记忆中，一家9口人总是挤在一间漏风的土坯房里，屋内弥漫着牲口粪便的味道。

“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中有如上表述。而就在这项宣言通过之时，一项人奴役人的黑暗制度仍在青藏高原上延续着。

“每天吃不饱、穿不暖、干不完活，还有感觉一辈子都还不完的债。”回忆起当农奴的日子，索朗多吉说，那时候，天一亮就得开始干活，一干就是整整一天，干得不好就会遭到农奴主的毒打。

1959年3月28日，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写下了世界人权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占当时总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告别了千百年里被肆意打骂、任意贱卖赠送的日子，拥有了人身自由。

克松社区是西藏第一个进行民主改革的村子，被称为“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

“民主改革之后，我们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第一次知道吃饱饭是什么感觉。”索朗多吉说，“我现在的生活都是共产党给的。”

如今，60年已过。站在这个节点上回望，这片土地所经历的奴役与自由，苦难与幸福，绝望与希望，共同构成了一部厚重的历史，值得铭记，值得书写，值得深思。

“我的家乡没有太阳”

20世纪上半叶的西藏，乌云四合，风雨飘摇。

英国殖民者用工业时代的枪炮打碎了雪山的秘境。从此，与所有有过被殖民记忆的地区一样，雪域高原在反抗殖民与争取自由的艰辛历程中，开启了对富强与文明曲折而漫长的求索。

20世纪上半叶的西藏，静如死水，万马齐喑。

历史近千年的封建农奴制，如一张铁网一般笼罩在高原之上。当时亲身考察过这项制度的很多西方藏学家，都留下了对其阻滞社会革新的冷峻剖析，以及对其残酷性的无情揭露。

占人口总数仅5%的农奴主曾是高原绝对的主人。百年以前，他们主导的西藏动荡异常——西方军人、探险家与政治掮客们在这里上下游走，各怀鬼胎；一幕幕权力斗争则在地方贵族内部接续上演；驻藏大臣们随清王朝的覆灭散去，中华民国蒙藏委员会的官员们也来而复往，高原的命运在朝夕更改的利益冲突中被撕扯……

“那时候，我每天夜里都想着一定得按时起床，不然又要挨鞭子。”出生在今山南市克松社区的索朗顿珠说。这位如今已年逾古稀的老人，在16岁以前，每一个夜晚都是闻着马粪的味道，在牲口棚里的一张草席上入睡的。

牲口棚是许多农奴共有的少时记忆，但生活的困苦无望远不止于此。自由、尊严、劳动果实……一切人实现自我发展所必需的条件，均被以法律形式从农奴身上剥夺。

旧西藏通行了几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中，人被分为三等九级。无论权力在贵族、僧侣与各色官员的手中如何流转，农奴阶层只是一群没有面孔的沉默多数。他们不拥有哪怕一寸西藏大地上的耕地、牧场、森林、山川和农业生产工具，而他们的人身自由与性命，也掌握在那“5%”手中。

索朗顿珠一直记得比自己小3岁的农奴白玛玉珍。因割草时与庄园管家发生争执，白玛玉珍的母亲被打得浑身是血，挣扎着爬回家后，第二天就咽了气。而对农奴施予挖眼、割耳、剁手等酷刑，也是农奴主及其管家的权力。

“没有证据证明西藏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的世外桃源。”美国藏学家谭·戈伦夫曾指出，虽然有人声称1959年以前，一般西藏人的生活中有喝不完的奶茶、大量的肉食和各种蔬菜，但是1940年对藏东地区的一项调查表明：38%的家庭从来没有茶喝，51%的家庭吃不起酥油，75%的家庭有时不得不吃和牛骨头一起煮的、与燕麦面或豆面掺和在一起的野草。

“我不是没有家乡，

我的家在百花开放的地方；

我不是不爱家乡，

只因为家乡没有太阳……”

没有姓名的流浪者，在半个世纪前的雪山深处，曾这样幽怨低唱。

“要跑，也不会跟着农奴主跑！”

历史的转折终于来临。

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中国之真正和平统一”终于迎来光明前景。

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拉萨召开。筹委会的成立，标志着西藏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受到西藏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和全国人民的祝贺。

然而，分裂的暗流并未停止涌动……

“那时候，谿卡（藏语指‘庄园’）里来了很多说着康巴话的人，他们抢了粮食，农奴住的棚子也被烧了很多。”坐在家中温暖的二层小楼内，索朗顿珠的记忆拉回到了60年前。

当时，在距克松庄园120公里的当许村，14岁的单增群培也与这些“强盗”正面遭遇。村里的马、驴，粮食，甚至秸秆都被抢走了，“我们看到他们，都躲着走。”

直到后来，索朗顿珠和单增群培才知道，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已发动全面武装叛乱。1959年3月10日，叛乱分子在罗布林卡召开所谓的“人民代表会议”，宣称“西藏独立”；28日，中央政府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

这也标志着，青藏高原上，人奴役人的不光彩历史走向了终结。奴隶制镣铐之下的百万农奴，迎来了自由。

索朗顿珠后来听说，那些连个茅草棚都没给他留下的康巴人，是参与叛乱的“康巴游击队”。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追随已经出逃的叛乱集团去了印度。

一些人从高原离开，另一些人却第一次走进了拉萨城。一位名叫赤列顿珠的农奴获得自由后在城里找了一份工作，每月领取工资。“我买了进口饼干和糖果给老婆孩子吃，我们以前从来没吃过。”

然而，也有人尚不敢确定，这半个世纪以来第一场与自己真正发生关系的变革，到底带来的是糖果，还是更紧的枷锁。

索朗顿珠听了许多关于“吃人的红汉人”的传说，吓得躲到了临近的村里。不过，他却没有跟着叛乱的队伍南下：“要跑，也不会跟着农奴主跑！”

未来茫茫，但绝不愿再回到悲惨的过去，这是久经苦难的人们做出的本能选择。

因为想“过上像人一样的生活”，早在1957年的春天,单增群培就曾主动去寻找“金珠玛米”——解放军。民主改革之前几年，解放军便已来到哲古湖，组织医疗队、文工队、电影队慰问群众，宣讲政策。从那时起，西藏百姓一直将解放军称为“金珠玛米”——“菩萨兵”，一个寄托着慈悲为怀、救苦救难愿望的名字。

与单增群培一起“去找共产党”的两个小伙伴里，有一个是玛悟觉寺的僧人桑旦。结果，逃亡的第二天一早，几个孩子就在哲古湖畔被寺庙的喇嘛抓到了，桑旦被打得满地打滚。

“没早点找到共产党，是我一生最遗憾的事。”单增群培回忆往昔时说，直到1959年民主改革后，他才见到了对自己很和蔼的“金珠玛米”。

索朗顿珠后来也回到了村中，因为“有乡亲捎话来说，‘红汉人’不会伤害受苦的老百姓，还给大家分田、分牲口、分房子”。

再之后，工作队带着乡亲们，把与农奴主签下的不平等地契统统烧了。

“地契烧了，债务也烧了。就算索康（克松庄园的农奴主）再跑回来，也没有证据再向我们要债了。”索朗顿珠回忆着获得自由的时刻，“那时候我是真的相信，解放了！”

“做梦也没想到会有今天！”

在旧西藏，身负沉重债务的农奴比比皆是。

1918年后多次入藏的法国藏学家亚历山大·达维·耐尔曾写道：“在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在他们中间很难找到一个已经还清了债务的人……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

拉萨城郊一个农户的外号甚至就叫“10万克”，因为他从出生起就欠下了10万藏克粮食，1藏克是28斤，10万藏克就是整整28万斤！

“是党给了我们幸福！”现属山南市隆子县的准巴山谷中，古桑白姆一家终于不用一年中10个月都外出乞讨了。1959年，她家分到了14克地（1克相当于1亩），第一年丰收，一家8口人收获了120多藏克粮食。到了1962年，她甚至有了人生中第一张存折，款额10元人民币。

“对于我们这样的人，简直连做梦也没想到会有今天！”古桑白姆拿着那张存折曾激动地对到访的记者说。

同样是1962年，克松乡成立，索朗顿珠进入夜校，第一次写出了自己的名字。

还是在那一年，一位名叫达瓦的男婴出生，他的童年再也不会有牲口棚与饿肚子的回忆。

人的解放、生产关系的不断改善，释放了雪域高原的生产活力。

数据显示，1959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只有1.74亿元，到2018年则已突破1400亿元。自1978年后，西藏粮食单产用40年时间实现了翻番，从167公斤/亩提高到了2017年的378公斤/亩。2018年，西藏粮食产量稳定在百万吨以上，其中青稞产量达到81.4万吨。

“吃饱了，就想着要致富了。”改革开放之初，年轻的达瓦曾摩拳擦掌。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西藏落实，农药、农机具的普及，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像达瓦这样的劳动力从土地上被解放出来。1984年，头脑灵活的他开始在农闲时做起了小本生意。不久后，达瓦成了村里第一批万元户。

如今，年入万元在雪域高原早已不是新鲜事，西藏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7年就突破了万元大关。

经历过寒夜中的饥寒交迫，才会珍惜来之不易的饱暖与富足；也只有经历过镣铐下的奴役与屈辱，才会理解当家作主后的尊严与幸福。

索朗顿珠或许最能体会这一点。这位农奴的儿子在上世纪80年代成为一名基层干部。60年前，西藏第一个民选农民协会在原克松庄园成立时，索朗顿珠也是率先行使民主权利、投下庄严一票的302名农奴之一。

在西藏，选举是基层的大事，一些地方竞选村干部甚至需要很多轮。而自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自治区历任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和人民政府主席都由藏族公民担任，各级人大常委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以及各级检察院和法院的主要负责人都是藏族公民。1965年，自治区只有7600多名少数民族干部；目前，这个数字已增长了超过13倍。

1997年，索朗顿珠当选克松村党支部书记。不过，他可从不敢把“官”做成旧西藏的贵族老爷们那样。“干部不为老百姓做事，是根本行不通的。”

“对西藏的未来，我们充满信心！”

秉持同样信念的还有今年将满57岁的格桑卓嘎。她是拉萨市城关区纳金街道办事处塔玛社区党委第一书记，也是连任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

格桑卓嘎的父母都曾是农奴，获得自由的父母在她小时候就常说，能受教育，能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这是老一辈想都不敢想的事。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格桑卓嘎从不敢怠慢肩上的职责。有一年，格桑卓嘎提出加大拉萨市老城保护的建议。当年会议闭幕后，她还没返回拉萨，就接到了相关部委的反馈电话。老城里每一处受保护大院的名字，工作人员一处一处地向她复述。

“比我这个拉萨人了解得还清楚呢！”格桑卓嘎有些动情地说，“履职多年，我最深的体会就是，党和政府对西藏的事情格外看重，特别关心。”

自1980年至今，中央先后召开了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加快西藏发展的各项政策；中央财政对西藏的财力补助力度持续不减，已成为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坚实保障。

“西藏的发展是天翻地覆的。”67岁的谢文·根多是藏东强巴林寺的转世活佛之一。

60年前，他随父母从昌都前往拉萨，途中遇到叛乱，后来出走国外。2011年，近耳顺之年的谢文·根多终于回到了祖国，并于2018年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农奴后代与当代活佛的身影，共同出现在人民大会堂，一起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

谢文·根多一直记着一件小事。

“小时候在昌都，政府为我家配了一辆汽车。但那时昌都没有通车的路，我只好叫驾驶员原地发动汽车，自己跑到排气筒处闻尾气过过瘾。”他笑着回忆道。

如今，西藏公路通车总里程突破9万公里，民航执飞88条航线，通航47个城市。青藏铁路延伸线拉日铁路，拉萨至林芝、拉萨至泽当高等级公路相继通车……

“别说在昌都，我现在一年在北京和拉萨之间都要往返好多次。”谢文·根多说。

不断扩展的交通线网，使更多高原人敢于梦想远方。新时代的新西藏，也已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2018年，西藏贫困人口减少18万人，贫困人口从6年前的86万人减少到15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8%以下；74个县（区）中脱贫摘帽县达到55个。西藏自治区政府提出，2019年内将基本消除绝对贫困。

人民生活持续改善。西藏在全国率先实现了从学前到高中阶段15年免费教育，并已实现对所有孤儿和有意愿的五保户进行集中供养，城乡居民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已全覆盖。目前，西藏人均寿命超过68岁，比20世纪50年代的35.5岁几乎翻了一番。

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川藏铁路规划建设项目全面启动，主电网覆盖达到62个县（区），供电人口达到272万人。高原生物、旅游文化、清洁能源产业等主要产业支撑作用明显。2018年，西藏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400亿元，较2012年的701亿元翻了一番。

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党和政府始终将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作为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大事，投入巨资实施保护和建设。监测显示，青藏高原地区仍然是地球上最洁净的地区之一。

“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西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确保到2020年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当时我也在场。”格桑卓嘎说，“对西藏的未来，我们充满信心！”

如今，格桑卓嘎仍喜欢穿行在拉萨老城的街巷之中。那些她建议保护的院落，曾是达官显贵们独享的居所，如今已是向所有人开放的文化遗产。

老城的街巷里仍然留着许多未被岁月销蚀的历史，一个传说显得尤为动人：曾经，有位被称作索达雅古的民间舞蹈家，藏族踢踏舞跳得美妙绝伦。但在民间艺人被视作“下等贱民”的旧西藏，他穷困潦倒只能露宿街头。民主改革后，索达雅古分到了住房，但依旧喜欢在脖子上挂个收音机，回到老城街头随性起舞。问起原因，他说：“我是拉萨的一个小小装饰。”

穿越世纪风雨，走过甲子辉煌，人民不曾辜负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也没有辜负人民。

发展中的新西藏，将继续点亮所有高原人民的幸福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