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天发展史的书写者与见证者——火箭院老中青三代航天追梦人剪影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基层蹲点调研】

光明日报记者 张蕾 光明日报通讯员 扈佳林

4月20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完成第100次发射，成为我国第一个发射任务次数过百的单一系列火箭，也成为中国航天由大向强奋进的有力注脚。

成立于1957年11月16日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火箭院），是我国第一枚长征运载火箭的诞生地。60多年来，随着一次又一次发射任务的成功实施，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火箭院逐步成为我国最大的运载火箭研制基地。而这些奇迹的背后，是一群默默无闻的航天人，他们都在为实现航天强国的梦想而努力奋斗。

“我希望能为国家多做点事”

火箭院的主楼大门上，竖立着“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16个字——这是1964年4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进行到最后阶段时，周恩来总理对当时参加研制的工作人员提出的寄望。

那个年代，既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供借鉴，也没有先进的科研设备，如今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余梦伦，在当时和众多年轻人一起，毅然投身于祖国的航天事业。鼓舞他们的是火箭院第一任院长钱学森的一番话。“他说他有两个相信：相信中华民族有能力攻克科学的难关，相信广大知识界人士都是爱国的。国家对我们那么信任，我们要好好地搞这个尖端事业。”余梦伦说。

1960年，24岁的余梦伦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迈进中国航天的大门。那时的计算技术比较落后，弹道计算靠的是只能做加减法的手摇计算机，一条现在不到1秒钟即可算出来的1059弹道，当时要花上2个多月。有一次，余梦伦在进行弹道设计时遇到一个棘手的技术难题，为了尽快验证自己的设想和解决方案，连续几周里，他几乎一刻未曾离开过那台手摇计算机。一次次计算、一次次修改，在计算机摇柄无休止的转动中，时间也在悄然流逝……当余梦伦抱着一叠数据报告与同事交流分享时，大家惊奇地发现，一向清瘦的余梦伦，右臂比以前粗实了许多。同事和家人劝他多注意身体，他却淡然地说：“这点困难算不了什么，我希望能为国家多做点事。”

而这一做，就是59个年头。

回忆往昔的奋斗之路，余梦伦念念不忘我国仿制苏联第一枚导弹1059试验成功的情景。为了不受外国欺负，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下定决心勒紧裤腰带也要搞出“两弹一星”。老一辈航天人果然不负众望，啃下了这块硬骨头。“1059让我们入了门，中国人还真能干事。”余梦伦感慨，从那时起，他在导弹及火箭的弹道设计领域高歌猛进。

作为中国弹道领域公认的开拓者，余梦伦相继提出和设计了低弹道、小推力弹道、亚轨道型停泊轨道、高空风弹道修正等方案，完成了多种型号的弹道设计任务，为长征火箭铺设了一条条“通天之路”。

虽然为导弹和火箭设计了无数条弹道，但余梦伦的人生轨迹只有一条，那就是单调枯燥、在航天工程中不可或缺的弹道设计岗位。从优秀共产党员到全国劳动模范，从博士生导师到中科院院士，余梦伦获得过很多荣誉。其实他当过的最高职务，就是火箭院总体设计部十一室一组的工程组长，能够调遣的人员也只是当时组内仅有的八九个人。

在我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的过程中，冲在最前线的是一大批以余梦伦为代表、内心激荡着爱国情的有志青年，“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时刻提醒着他们要尽己所能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忘我奋斗。在他们这一代人的感召下，一批又一批航天追梦人陆续接棒。

“没事儿，得尽快把问题解决了”

在火箭院总体设计部十一室的载荷与力学环境工程组，人们总能看到一个身影。他并不高大，却温厚、豁达、谦逊而沉稳，年轻人尊称他为潘老师，稍长点的同事则亲切地喊他老潘。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潘忠文并不老，大家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他总在技术攻关中担当重任，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20世纪90年代，中国运载火箭已经跻身国际发射市场，24岁的潘忠文刚工作不久就跟着老专家，代表火箭方与国际卫星公司谈判。几轮谈判下来，他发现大多数时候的协调都没有效果，原因在于缺乏一项星箭界面力学环境测量共同遵守的准则。

为了打消外国人对中国航天技术的疑虑，使技术协调有章可循，潘忠文萌生了编写一项国际标准的念头。为此，白天，他带着英文词典奔波于图书馆和资料室之间，查阅先进国家的标准和准则；晚上，他守在电脑旁，用并不熟练的英语向国外专家虚心请教，一熬就是一整夜。这样的工作状态，他坚持了9年。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项标准发布后，很快成为我国航空航天领域的首个国际标准，并带领中国航天走出国门。回首编写标准的岁月，同事们不禁感慨万分：“9年来，有多少人从他的身边超越而过，走上型号、行政的领导岗位，可他仍然不为所动地坚持了下来。”

长征二号丙遥十二火箭发射成功后，型号总师给潘忠文发了一条短信：“非常感谢你这位大功之臣！”原来，2000年为提高运载能力，长征二号丙火箭整体加长，仅结构就发生了50%以上的变化。这让型号总师为是否要做全箭模态试验感到为难：做试验，时间来不及；不做又没有先例，风险无法说清。潘忠文提出了采用计算机仿真的方法代替全箭模态试验的思路。

据型号总师回忆，那段时间，深夜走出办公室，总会发现楼上房间的灯还亮着。上去一看，果然是潘忠文，就对他说：“小潘，别总这么加班，注意身体，我们还有时间。”可他总是抬头笑笑说：“没事儿，得尽快把问题解决了，不然心里总觉得不踏实。”没过多久，潘忠文就用翔实、确凿的分析结果打消了大家的疑虑，大大缩短了型号的研制时间，省下了千万元量级的试验费用。

在我国航天事业从小到大的过程中，冲在最前线的是一大批像潘忠文一样胸怀科技报国之志的热血青年，他们在专业领域奋勇争先，突破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推动我国运载火箭逐步走上国际舞台中央。

“争取早日实现航天强国梦”

2018年，中国航天全年宇航发射次数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在火箭院总体设计部的年终总结大会上，首次设立的“领航功勋奖”被颁发给5位贡献突出的员工，其中一位年仅30岁，名字叫曾耀祥。

载荷参数是火箭设计的重要依据。完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载荷设计方法”沿用了几十年，而当前的新型火箭规模大、性能强，对设计提出了更高要求。曾耀祥从公认规范成熟的原有方法中发掘出精细化的突破口。2018年年底，他提出的优化方法获得评审组认可，未来将应用在长征七号甲、长征八号、长征九号等运载火箭的研制中。担任评审组组长的潘忠文认为，曾耀祥摸索出的新精细化方法对火箭发展很有意义，它使大型火箭的载荷降低15%左右，有效提升了新型火箭的运载能力。

从小怀揣航天梦的曾耀祥，如今已是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的技术骨干。

一次在海南文昌发射场出差时，曾耀祥突然得到消息：发射场气象观测站最新地面风速测量结果远超预期，如此一来，从技术区到发射区垂直转运的过程中，包括临射点火前，突然增大的地面风很可能把火箭尾段吹垮，后果不堪设想。必须要按照新的地面风速开展载荷及结构设计。但此时火箭尾段已经交付工厂生产，怎么办？型号负责人决定：既要保证研制进度不受大影响，又要开展地面风减载设计。

时间紧、任务重，作为型号主管设计，曾耀祥二话不说，选择了迎难而上。在查阅了几乎所有关于地面风载设计的文献后，经过3个月的摸索，曾耀祥采用统计理论方法，系统开展了地面风统计及火箭发射概率研究，发现了海南发射场与内陆发射场地面风时空变化规律的差异，首次在火箭上开展了防风减载设计，给出了减载结构设计准则，巧妙解决了型号困难。

每一个时代的进步，每一次成功的突破，既需要继承，也需要创新。在曾耀祥看来，对于80后甚至90后的年轻航天人来说，当下的使命就是不断创新。“老一辈航天人的奋斗已经解决了有无问题，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要在他们的指导下，继续创新，提高火箭的设计性能，争取早日实现航天强国梦。”曾耀祥说。

《光明日报》（2019年05月16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