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控疫情 如何解好“数字治理”这道题

【智库答问】

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的今天，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体现出许多新特点、新趋势。一方面，各类信息化工具大量应用，为疫情防控、民生服务等提供了有力支撑；另一方面，新媒体、自媒体的迅猛发展，信息传播的全程、全息、全员、全效，对疫情面前的有效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数字化工具为疫情防控带来哪些帮助？怎样善用工具、善于作为，提高互联网时代治理能力？光明智库邀请专家深入探讨。

本期嘉宾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 郁建兴

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华东政法大学基地研究员 杨嵘均

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基地研究员 佟德志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黄璜

1.以充实有序的“生活重建”，缓解公众心理压力  

记者观察

利用订餐软件等电商平台闭户生活，应用数字化工具远程办公，借助网上便民服务解决紧急事务，通过网络免费门诊等维护健康、纾解心情……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网络为人们生活工作提供了许多帮助。

光明智库：从此次疫情应对来看，互联网和数字化工具为新时代的社会治理，特别是应急状态下的治理与民生服务提供了怎样的支撑与启示？您印象深刻的有哪些？

佟德志：电子商务、电子政务、在线诊疗等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疫情面前，以教育行业为例，在线教育迎来了更大发展空间。大中小学开学在即，而学校人员密集，疫情防控难度大、要求高。在此情况下，各地纷纷为大中小学开通网上学习平台，做到“停课不停学，学习不延期”。

郁建兴：我印象最深的是基于互联网和数字化工具的社会自治。此次疫情面前，多个省市的城乡社区都通过社区微信群等自发组织了志愿团队，劝返外来人员、在出入口测量体温、为公共区域消毒、帮助居家隔离的邻居购买递送生活物资，这些措施值得研究和推广。实际上，不仅在应急状态下，即使在日常生活状态，我们也需要将社会自治作为公共部门治理的重要补充。

杨嵘均：网上退票系统在此次疫情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此类互联网和数字化工具高效便民，缓解了民众焦虑，起到了稳定民心、改善社会秩序的作用。这也启示我们：只有数字化工具本身足够成熟和完善，才能“临危显效”，有效承担起应急治理中服务民生、稳定民心的重担。因此，加大网络化、数字化工具的研发、应用、培训和普及，提升普通民众的网络技术水平、网络生存能力，已经势在必行。

黄璜：疫情控制的关键是隔离传染源，减少人们在物理空间中的相互来往，从而降低社会风险。数字化的重要性就在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空间约束，重新建立人际联系。

从政府、学校和企业管理来看，在此类应急场景下，可以通过多媒体渠道及时发布各种信息，实现以前电话、电视、广播通知所实现不了的高效信息传递。在线办事、远程会议、网络硬盘等数字化功能，可以满足在家办公或异地办公的需要。例如，一些省市利用电子政务平台建起了疫情防控管理系统，可以锁定潜在疫情风险，下发防控任务到具体责任部门及责任人。

从社会公众的生活学习来看，数字化也带来很多便利。比如，很多资源型网站加大了网络优质内容的提供力度。这些天，我的同行们都在通过网络进行课题讨论、发放在线调查问卷等，高校也陆续开设网上课堂，学生可以在线选课。这些措施和产品可以丰富社会公众在特殊时期的生活，以充实有序的“生活重建”，缓解公众心理压力。

2.信息更新频率更高、大众参与度更高、信息准确性更高  

记者观察

向公众发布准确及时的信息，是防控疫情的重要环节。社会各界明显感觉到，由于新媒体、自媒体的蓬勃兴起，此次人们获知信息的速度、渠道、质量等都比以往有很大提升。

光明智库：在此次疫情防控的信息发布与传播方面，网络化、信息化提供了怎样的支撑，体现出哪些新特点、新亮点？

郁建兴：一是信息发布体现出非常强的即时性。疫情发生后，全国各地发布实时动态，举行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产生积极作用。二是新媒体、自媒体的广泛兴起既丰富了传播途径，拓展了大众参与渠道，同时也使许多不真实的信息得以扩散。三是网络化、信息化为疫情防控的组织、协调提供了重要支持，尤其是在减少信息不对称方面。比如，以信息化为基础的浙江县域医共体建设，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第一时间借助更高层级医院的能力和互联网接入设备识别、定位疑似患者，也使政府能够运用信息技术有效组织、协调、动员各方资源。

杨嵘均：此次疫情防控中，网络化和信息化在扩大信息搜集渠道、加快信息传播速度以及提升数据信息质量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体现出3个全新特点：信息更新频率更高；大众参与度更高；信息准确性更高。此外，年轻人在信息传播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其中，最大的亮点是“合作”。在信息发布与传播方面，各大主流媒体、新媒体、自媒体都在实时推送此次疫情的最新数据和防御措施，发挥了科学普及、舆论引导、心理疏导、舆论监督等重要作用。医护人员奋力守护民众的暖心故事等广泛传播，传递人间真感情、弘扬社会正能量，凝聚起了防控疫情的坚实力量。此外，很多学校借助官方网站、QQ群、微信群等，为师生们提供权威来源的疫情信息和防御措施，帮助广大学子鉴别真伪，提高疫情信息传播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佟德志：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指出，要“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群众的关切，增强及时性、针对性和专业性，引导群众增强信心、坚定信心”。

做好疫情信息工作是紧紧依靠人民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基本前提。此次疫情信息传播中，微博、微信等多种新媒体平台和传统媒体共同发力，有效发挥了合力作用，体现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在一些偏远乡村地区，大喇叭、布告、传单等传统手段也被充分利用起来，因地制宜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黄璜：这次疫情让人们对数字化、网络化的重要性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主要表现在公开疫情信息、控制病毒传播、缓解社会压力三个方面。

首先，在党中央、国务院做出防控部署后，各地疫情数据通过全媒体、立体式滚动报道发布并传播开来。世界卫生组织、多国政府及专家对中国信息发布的及时透明表示高度肯定。在网络时代，我们主动公开数据就是要向国内公众及国际社会传递准确信号、传递信心力量，让公众高度重视、严格防范，众志成城抗疫情。

其次，各级政府积极利用大数据防控病毒传播。当前，多地政府正与电信企业、交通运输企业等合作，通过对电信大数据、交通大数据的分析，掌握疑似患者的出行路径，及时对可能的疫情进行布控，同时提醒相关民众及时了解可能面临的风险。

最后，疫情发生后，很多专业人士通过微博、微信、抖音等向大众传播专业知识，内容通俗易懂，便于理解，对于疫情控制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3.信息公开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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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互联”的时代，人们对信息公开透明、政府反馈及时等有了更高要求，海量信息的即时传播也影响了网络空间的清朗。尤其是在紧急状态下，容易出现信息发布不能完全满足受众需求、谣言和不实传言被大量转发等局面。

光明智库：网络时代信息发布与传播的新特点，对各级政府的思想意识转变、治理能力提升等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黄璜：地方政府和公共部门必须认识到，信息公开不是负担，而是义务和责任，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选项。信息公开是社会的稳定器，互联网时代，领导干部既要及时准确地公开信息，还要认真负责地公开信息。

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凸显出网络治理的一个新课题：对谣言和不实传言的判定。社会生活中的谣言和不实传言每天都有，有时小谣言能形成大问题，归根到底，还是真实准确的信息缺位造成的。网络谣言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在网络时代，政府要为信息治理投入更多成本，需要有整体性的思想观念提升、体制机制优化。

佟德志：疫情防控期间，信息传播难免鱼龙混杂，这对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提出了更高要求。政府不仅要及时发布准确信息，同时还要关注谣言、及时辟谣，塑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避免恐慌情绪蔓延。

杨嵘均：首先，地方政府既要健全并完善网络信息反馈渠道、认真倾听百姓声音、有效解民之忧，又要从百姓的需求和痛点出发，动员医疗卫生机构、企事业单位、学校、科研机构等社会各方力量，及时解民之困。

其次，政府应提高网络治理能力，结合网络空间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地发布信息，增强群众的自我预防意识和战胜疫情的信心，还百姓一个值得信赖、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4.数字治理的关键，在于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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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疫情防控的实践表明，互联网行业对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重要性已加倍凸显。

光明智库：未来互联网、数字化工具还将怎样助推社会治理与国家发展，在善用互联网、全面提高网络时代治理能力方面，各级政府及相关群体应如何努力？

杨嵘均：首先，立足统一共享的大数据平台，更好地统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主体、客体和具体过程，系统谋划、整体推进、综合施策，以达到系统集成的效果。

其次，进一步普及推广互联网和数字化工具，在教育、就业、社保、医药卫生、住房交通等民生领域提供更高质量服务。

再次，利用互联网和数字化工具准确预测和研判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及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强化公共安全预警系统建设，以便有效实施事前控制，提升国家治理整体效能。

最后，从思维方式、法律法规、体制机制和技术手段等维度对网络时代的社会治理加以完善。

郁建兴：数字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在于，能够以较小成本降低政府、市场、社会和民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治理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匹配度。为发挥好数字技术的作用，政府等公共治理主体应建立数字治理思维，积极与市场、社会展开合作，致力于形成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局面。例如，省市疾控中心可探索与互联网企业合作，运用AI算法缩短疑似病例基因分析时间。

黄璜：推动数字化治理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领导干部对数字化治理的认识、态度或动力。必须认识到，数字化治理是一种治理转型，它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平台或技术工具，而是包括平台、工具和各种制度建设在内的综合体系。数字化会带来很多利好，但也有一定风险。我们既不能因为利好而罔顾风险，也不能因为风险而回避创新。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数字化首先是治理实践，既要敢用会用，也要以谨慎态度兼顾不同群体利益，关键是要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用技术为人民谋福利。

（项目团队：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胜、王斯敏、蒋新军）

《光明日报》（ 2020年02月05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