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七大幕后珍闻

作者：王建柱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距今已整整75年了。这是一次承前启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时隔75年，透过那些流传下来的珍贵记忆，人们依然能触摸到历史的痕迹，一个又一个故事在其中蜿蜒展开……

会议召开时间多次延宕

中共六大是1928年6月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举行。而七大却到了1945年4月23日才在延安召开，相隔了17年之久。相距这样长的时间，是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的。

实际上，早在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曾有过准备召开七大的动议。然而，随着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对中央苏区的一次又一次的“围剿”，七大的准备工作被迫中断。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成立了七大筹备委员会，但由于诸多因素的干扰并未开展实际工作。

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关于召开七大的有关事项。当年的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1939年6月和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先后两次向各地党组织发出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并要求当年9月1日前确定代表人选。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接连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七大再次延宕。

1941年3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当年的“五一节”召开七大。后因整风、大生产等运动再次推迟。1943年7月17日，中央书记处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在8个月到9个月内召开七大的建议。8月1日又发出了《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会的指示》。后因中央政治局重新召开整风会议，已经启动的会议进程再次中断。直到1944年5月，整风运动基本结束时，七大才又提上议事日程。

1945年4月23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七大终于开幕。

在自己建造的房子里开党代会

与七大开会的时间数度更改一样，会议地点的确定也是反复了多次。

中共中央最初考虑会议在陕北安塞县举行，那里环境隐蔽且便于防空，是召开大型会议的理想之地。但有几点不尽如人意之处：一是交通不便；二是离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较远；三是那里的生活物资比较缺乏，供应难以跟上。中央领导通过反复权衡利弊，只好放弃了这一方案。

后来，经多方权衡，最终将七大会址选定在了延安杨家岭。

礼堂的地基是原有的一座可容纳三四百人的砖木结构、茅草覆顶的礼堂在遭受火灾后留下的废墟。会址确定后，李富春便请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建筑专家杨作材重新设计了建筑方案。

除了当地的建筑工人之外，中央机关以及部队院校的很多干部职工也参加了义务劳动。但当初人们并不知道这座建筑是什么用途，因为开会一事是严格保密的。

杨家岭中央大礼堂1941年开始修建，1942年完工。整个礼堂建筑朴素大方、壮观美丽，体现了中西合璧的设计风格——外观是仿苏联式，内部是陕北窑洞式的石拱结构。礼堂可以容纳上千人。修建这么一座礼堂，在当时的延安，可称得上“宏伟建筑”了。这也是当年延安唯一的有木梁和木柱的大型建筑物。因为前六次党代会都是在别人修建好的房子里召开的，所以，朱德风趣地说，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在自己修建的房子里召开代表大会。

“我们不要把犯过错误的人推出去”

选举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是七大的一项重要议程。经代表们充分酝酿和讨论，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包括王明等几位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

高扬文作为太岳区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选举中央委员会时，高扬文担任计票员。投票后，一个身躯高大的人突然出现在计票员们面前，大家抬头一看，原来是毛泽东来到了他们的工作现场。

毛泽东坐了下来，笑容满面地问起每位候选人得票的情况。大家将已经计算出来的票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很关心地询问了洛甫（张闻天）与博古（秦邦宪）的得票情况，还特别问了王明得票多少。因为票数还未统计完，计票员如实作了回答。

毛泽东沉思片刻后说：“最好能选上。”他又说：“‘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犯了错误的人也有代表性……我们不要把犯过错误的人推出去，而要团结他们。犯了错误，改了就好。”然后，毛泽东平静地坐在那里，耐心等待着计票员们把选票统计完毕。当毛泽东看到博古、王明最终被选上中央委员时，脸上露出了笑容。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关心博古，尤其是王明能否选上中央委员呢？毛泽东在作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时解释说：从党的历史经验来看，对过去犯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手推开，只要他们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就行了。

用镜头记录历史瞬间

这次大会的规模之大、时间之长都是空前的，而为大会摄影的任务就落在了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的肩上。为了拍摄好这次会议，电影团负责人吴印咸会前就赶到了会场，了解拍摄条件，反复研究，确定拍摄办法。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封锁，那时胶片的来源在几年前就已经断绝了，吴印咸一向节约，特意留有备用。大会期间，为节约胶片，吴印咸一再精打细算，做了仔细而周密的拍摄安排，每个重要的议程和会议瞬间，吴印咸都没有漏掉。

在拍摄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的毛泽东时，吴印咸既用摄影机又用照相机，多角度拍摄下毛泽东富有表现力的手势和神情；在拍摄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刘少奇时，吴印咸从侧面取像，将刘少奇身旁的一束鲜花纳入照片中，使这幅简单的人像摄影具有了艺术的美感；在拍摄作《论解放区战场》军事报告的朱德时，吴印咸将朱老总置于画面的左方，使主席台上的领袖群像巧妙地成为照片的背景，不但突出了人物，而且显示出了拍摄的事件背景；在拍摄作《论统一战线》发言的周恩来时，吴印咸大胆采用了仰拍的手法，画面上部留出了大面积的空白，顶上一盏明亮的灯进了照片的左上角，使照片带上了浓厚的象征意义：中国人民的革命是在指路明灯——中国共产党的照耀下前进的。

众多照片中，七大全景的那张照片最费心思，也是流传最广的照片之一。这张全景照片，看起来好像是用广角镜头拍摄的，其实，在当时的条件下，吴印咸手中只有几部老式相机，而且都是固定的标准镜头，根本不可能拍出如此宽阔的场景。于是吴印咸就想了两套方法：第一种方法是拍单幅的照片，第二种方法是用接片来对照片进行处理。后来进行照片对比，人们一致认为还是接片的效果较好。

会间活动多彩多姿

为了庆祝七大的召开，有些机关和部队专门设计了一些纪念品，赠送给七大代表作为留念。

在这些纪念品中，大家最为珍视的当属七大代表证。这是大会秘书处为代表们专门制作的。代表证的尺寸只比火柴盒稍大。打开代表证，可以看到左边印有代表证的编号，右边印有代表的姓名、座位号及注意事项。

大会之前，延安上演了《甲申三百年祭》《李秀成之死》等话剧，还给代表们放映了《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苏联电影。这些影片有的是译制好的，没译制的就由苏联回来的同志当场做口头翻译。

6月10日，在大会结束的前一天晚上，全体代表观看大型歌剧《白毛女》，会场的气氛感人至深。（王建柱）

（摘编自2015年4月23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