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帽书记”躬行的“清正为民”

张铃枣：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好！

顾志萍：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好！

倪章灵：你好，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

程三娟：主持人好！三位嘉宾好！各位网友大家好!

程三娟：我第一次见到杨善洲书记是在2010年7月13号下午。之前我对他基本上没什么了解。到了宝山之后看了一些资料，了解到他退休了之后22年矢志不渝地扎根深山，把5.6万亩林地无偿地捐给政府。当时给他的奖金也都没有留，大部分都捐了出去。当时一下子就有了很大的兴趣，最初安排主要是采访他种树这件事。但是了解了之后，就觉得要报道这个人，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种树这件事上，要挖掘事件背后的故事。

程三娟：我觉得我对杨善洲的挖掘更多的不是故事，因为故事只是一种表象。我觉得他是怎么想，这个人物内心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这才是根源。我第一次对杨善洲进行采访，不是请他讲故事，而是让他回答“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

程三娟：我当时就问他退休之后为什么不接受云南省委书记的邀请到昆明去养老，婉言拒绝了，这就是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当时我就问他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之后还问了一系列的问题。我的第一期采访出来之后就有一篇报道《对话杨善洲——共产党员的人生追求》，对他有很系统的一个展现，一个回答。

程三娟：他当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一种报恩的心态。我当时采访他，他是这样说的，他在任的时候，答应了他的乡亲们，他退休以后，要为乡亲们办点实事。他当时有这么一个承诺，他退休之后要兑现自己的承诺。这是他第一次给我的答案。后来，随着采访的深入，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他为什么选择退休以后到自己的家乡、到深山里面去种树，到条件那么艰苦的地方，这个从他一生的经历中可以找到脉络、找到答案的。

程三娟：杨善洲是施甸的首任县委书记。在担任县委书记的时候，他就找到当时的地委书记，反映了施甸县植被状况不大好这个问题，要求建一个林场。当时他就对种树的重要性有很深刻的认识。后来那个林场还真的被他给申请下来了，现在施甸县发挥了很大的生态作用。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山上多栽树，等于修水库，你多他能吞，你少他能吐，像这样的口头禅有很多。

程三娟：我觉得刚才说的那些民谣说得特别好。我觉得这些民谣很能反映群众的态度，反映他们对杨书记的这种认识。除了你刚才说的那个民谣，还有一首民谣。这也是在采访中听老百姓说的，“家家乡有个小石匠，做官做到师首长，不改腔，不改装，和爹耕地，和娘插秧，一身泥，一身汗，首长不像，像什么？跟我们老百姓一样！”我就体会，杨善洲不管官做多大，但是他的本色不变，始终是一个“草帽书记”的形象，始终把自己当作老百姓一员。当你采访老百姓的时候，他们说他没架子，和他不会有距离感。

程三娟：其实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一些事，而是一种感受。因为这些年，我们一直都在推典型。在对杨善洲报道以前，我正好也做了一个典型，但是没有杨善洲事迹的影响这么大，是个监察干部。其实我们碰到很多典型，搞得就是推典型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种惯性思维，觉得好像共产党员就是固定的“高大全”的一种形象，好像这些典型都是我们自己写出来的，我们自己拔高出来的。但是在采访杨善洲的过程中压根就不是这么一回事，这个杨善洲真正存在老百姓中间的。我一直感到一个力不从心的一个事，就是我想表现他，但是我达不到他的那种境界，一直感觉表现不够，而不是说他原本没有什么，是我们把他写得很漂亮，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这个杨善洲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就已经开始在宣传，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他的种树已经有一定的成果了，那时候报道才慢慢的多了起来。其实这个杨善洲真的不是我们什么一下子就发现了，他是在老百姓心目中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

现在推的典型这么多，大家就有一种疲惫感，这个可能阻碍了大家对杨善洲的认识。我前前后后采访了这么多次，对他一个特别深的感受，就是我们要树典型就要树这样的典型。

张铃枣：我最先一种感觉，就是他们老一代的老干部确实是有理想、有信仰。心中认定了一个理，就一定要去做，而且要做好。这种执着，现在的干部比较欠缺，但是在我们老一代的干部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一个人被什么样的信念所支配所指导，那他的行动就会表现的不一样。所以从杨善洲身上看到了真正共产党人的那种信念。这种信念很执着，确实很感人。如果有这种领导，这种干部，我们是非常感激的。

顾志萍：我第一次听到杨老的事情，是在2011年他作为我们的感动人物上屏幕，是比较完整地知道的，过去也在一些资料中看到过他的事迹。我觉得杨老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个财富是我们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永远不败的典范。

顾志萍：崇高的信仰、无私地奉献、感人的人格魅力，这不是人为可以拔高的，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被人所认识的。是用他一生的实践证明了共产党人的信念是无私的、是永于不败之地的。只要像杨老这么做，我们的国家就有前程，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

倪章灵：我听了杨老的事迹之后，和他们一样，也是感动。但是，我有点对他的这种行为有点不很理解。杨老退休了，六十多岁了，这么老的年纪，是什么精神支持他到大亮山里面植树？我们知道种树造林是件很辛苦的事情，他一个老人家可以坚持下来，我觉得这种精神很可贵。被评选为感动人物，我觉得他当之无愧，他确实很感人。我觉得这种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我们年轻人的坚持的理念和耐力可能还不如他。我觉得他的这种精神要在我们年轻人这一代当中传承下去。

倪章灵：网上对杨老的评价都很正面。有这么几种声音，我归类一下：第一种声音，大家觉得他的事迹和思想境界都很感人；第二章声音，杨善洲具有共产党人宽广的胸怀，他是共产党人的榜样；还有一种声音认为杨善洲的这种行为带来了久违的心灵感动。当然，网上还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也有人质疑杨老的这个行为是不是被媒体夸大杜撰？不相信有这么好的人存在。

程三娟：其实对他的评价，这两年来通过不同的渠道一直能听到。很多人会说，杨善洲退休以后种了20多年的树，难道我们也要像他一样去种树呀？很多人觉得，这个老公公我们学不来。其实不管什么样的声音，反对的也好，赞成的也好，我觉得最好的状态是大家结合当下的对杨善洲这个人、这种现象展开讨论，这样更有利于大家来认识这个人，来思考共产党员应该怎样坚守自己的理想信念。我倒是觉得这样更能体现杨善洲时代的价值。

张玲枣：我非常同意刚才程记者的观点。我们从杨善洲身上，到底给我们为官者，官员道德建设有什么启示？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像杨善洲这样子去学种树，这种理解肯定是偏狭隘，关键是我们要学习他的一种品德。这个不管在什么岗位上的官员，都可以学，而且想学都能学。其实，杨善洲就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一个书记，他没有豪言壮语，他是用行动来阐述他的理念。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现在的官员深思。也就说，不在于你说得多漂亮，而在于你干得多漂亮。你说得再漂亮，说一套干一套，那你在群众当中是没有威信的，这种品德本身也是比较低下，提不上桌面的。所以我觉得，为官者心中究竟有没有百姓，是否装着百姓，能不能从当地的实际出发考虑百姓的利益，这个是很重要的。

他不是说像我们现在有些官员为了出名而“做秀”，他这个不是做秀。如果真有哪个官员愿意这样作秀，我们都要给予掌声。所以我们觉得他这是切实的发至内心的这种行动，也因为是发至内心的这种行动，所以才这么感染人。

顾志萍：我觉得杨老主要的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一个非常朴实的人民干部，代表人民的利益。然后他用具体的行动来证明自己的人民忠实的公仆的这样一个形象。没有任何人能够把他拔高，也就是说他说到做到。其实他的为人很低调的，但是他的实际行动却是很高大的。2338

顾志萍：我非常同意你这个说法。他觉得他来自于人民，他就是一种感恩、回报这种意识。实际上，感恩、回报都是每一个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那为什么我们当今时代这些官员们更多的并不是在老百姓口碑里面的得到人民夸奖的、赞扬的官员？其实这个标准，是不是一个称职的人民的公仆，其实老百姓心里是有一杆秤的，是能表达清楚的。当然您介绍的民谣都说明了这些。

那我们现在有一些年轻人，有一些想法，就是我们现在的时代都要这样做吗？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奇怪，存在决定意识。我们的年轻人也是历史过来的年轻人，他们很多事情没有遇到过，有的没有见识过，有的没有接受过这个实际考验，他们发出来的一些想法很正常。也就是因为杨老的事迹的宣传和众多先进人物事迹的宣传，逐步地也会使我们年轻人了解前辈人的艰苦历程。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历史悠久，是我们艰苦地、用鲜血、用劳动民众所产生出来的今天这样的社会、这样的经济规模和社会文明，这都是众多的人作出牺牲的。如果没有过去人的牺牲是没有今天的。包括我们杨老。杨老的牺牲还要怎样的牺牲呢？40年的工作，22年的种树。我一直在想这个，他为什么最后22年要跑到山上种树，不到昆明养老？我想他做的这件事情太有深意了，他的含义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顾志萍：对，就是这种传承。这就是文明的传承，这就是历史的传承，这个传承是靠后继有人才能传承下去。所以我们现代的80年代、90年代，社会上也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一说到80年代、90年代就觉得没戏唱。不是的，不应该这样看。我们所有80年代、90年代的年轻人都是从70年代、60年代、50年代的那一些人传下来的后代，他们本来都是白纸一张。你说他现在发出的一些怨言也好，不同的看法也好，有什么奇怪呢？你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你社会教给他的有多少呢，他能从社会得到多少呢？然后，现在的经济发展了，现在的科学发展了，他们处在好时代里面。总不能再把他拿到以前战争的艰苦年代去吧？但是呢，历史是永远传承下来的。我们的杨老就是传承历史的典范。所以我们今天的青年就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相信他们是可以做到的。为什么呢？就像杨老说的那个“三偏”。他们现在是知识不偏，有知识，他们有年龄优势，他们的未来也是靠自己去争取的。这是我今天的看法，所以我觉得引起社会的讨论是最宝贵的。29:01

倪章灵：我觉得我现在一些政府的行政办事机构的“为人民服务”是写在墙上的，但是杨老是把这几个字写在心里的。他时时刻刻把这几个字挂在心里，挂在脑子上面。他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人民服务，我觉得他这点让我们很感动，他这种行为也让我们传承下去。作为共产党员，把“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字记在心中，做好了，就是为我们百姓做好事。29：52

张铃枣：杨书记他就是一身正气。无论是对待下属或者是家人，始终一身正气。刚才多多少少都有说到，其实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所以作为一个官员，身处这个人情社会，杨书记能够做到对下属不照顾，对家人严格要求，这个很难的。

那我们现在讲官德，包括我们评价官员方方面面，应该包括品德、人缘、能力等方面，品德应该是第一位的。那么讲到官员的道德，可以分为两方面。如果把官员当成职业的话，它是一种职业道德。那么，比如在政府的管理活动当中，它承担一种职业一样的道德，就像一个职业一样要求。但是，政府官员的的官德与其他职业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政府官员掌握着公共权力，能够支配公共资源。所以如果讲到官德，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是一种权利道德。也就是说，政府官员是掌握权利，你怎么样运用权利，权利是为公还是为私，这就把官德的高下区分出来了。

官员道德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角色道德。角色道德就是作为一个官员，老百姓对于官员的道德上的期许和期待，也就是对于官员道德的寄托和希望。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官员出现道德败坏，包括贪污腐败等等，其实就是对我们党和国家的损害，比在西方更为严重。为什么？因为我们长时间被教育说，我们的党很伟大，我们的官员是好的，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那么你现在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东西都坏掉了，这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对官员道德的要求更严格。

但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就像我们刚刚说提的，中国是个人情社会，现实当中就是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加上法律监督的不健全，把我们很多官员推到了一个很尴尬的位置。我们撇开金钱和美色两个明显的问题，单单人情这一块其实就把我们很多官员搞得很尴尬。你到底照顾不照顾？如果你不照顾，那在我们中国的老百姓眼里，这个官员就是不近人情、不会做人。我们经常说，在中国怎么样叫“会做人”、“会做官”？其实，“会做人”、“会做官”的人，我看基本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就是要给你身边所有社会关系人给予相应的照顾，这叫做“会做人”。但是，这在很多情况下，是以损害公共利益或者以损害别人的利益为代价的，那这样就违背了为官的一些道德要求。

所以我们现在相比较，一个官员只有自己有底气。那么杨善洲的底气来自哪里？他对家人的都那么严格，他对别人才严格的起来。我们现在有的人他没底气去要求别人。我们有的官员，比方说对家人、对亲戚朋友能照顾的尽量照顾，甚至是违规违法的照顾，他没有底气来抵触下属的要求，没有底气拒绝一些关系户的要求。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官德要能够正，首先真的要自身能够正。

张铃枣：正因为难，所以才显得可贵。如果不难的话就不可贵了。所以，我们现在挖掘出来的典型，我觉得的都是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家人要求严格。这两点如果没有做到，就没有底气要求别人。

比如说我们现在说公车私用，真的是太多。我们每年学校开学，你去点一点，多少是用公车送小孩来读书的。公车私用的这个问题慢慢地进入改革的渠道，总的来说是在向好的方向在走。所以，其实我觉在中国，包括官德也好，包括政府的改革也好，只要把它当做一个议题提出来，都是社会的一种进步。也就是以前不能碰及的话题，以前没有成为社会讨论的话题，现在成为大家可以讨论的东西，它就是一种进步。比方说，过去谁讲到要公车改革？他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现在认为它不当然了，其实也是我们社会的进步，整个公民社会的慢慢成熟。其实我觉得能够把它当做一个问题拿出来讨论的时候，就是社会的进步，更何况我们公车改革已经进入了实际的操作阶段，各地都在探索公车改革的方案。我觉得，这些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张铃枣：这个话题应该是由杨善洲用车很廉洁引出来的一个话题。我们现在很多公车的使用，达不到杨老这个要求，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官员用公车更多的不是用于公务，而是为了体现一种身份，一种官本位思想，一种特权思想，没有回归公车的本质。公车的本质是为了公务。现在已经变味了，变成一种身份、一种福利，甚至是一种特权，可以看到社会很多报道特权车，这个已经和公务车的本质相违背了。现在，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提出推动公车改革，有的地方已经出台了很多公车改革的方案，包括刚才主持人说的温州的改革。

张铃枣：这种货币化的改革不是最好的，但是在这种现有的条件下，是比较可行的方案。因为决策没有最好，只有合适或者叫适当。这种公车改革，我是持比较支持和赞赏的态度。起码，已经开始动了这块奶酪，过去是没人敢动的，至于说这个改革会走多远，后面相关的措施要跟进，如果没有相关措施跟进，基本上最后就会胎死腹中，甚至是走样。这一块，基本上国家在这一块财政预算的约束要做细。还有就是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对公车装上电子监控，到底有没有用于公务；还一个把公车像出租车一样，涂成很鲜明的颜色，让整个社会来参与监督，这样就可以让老百姓参与监督。所以说，有时候道德的提升，需要一个从他律到自律的过程，有社会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就会有一个转化。

顾志萍：遇到过，最多的是学生。比如说学生能不能进这个学校，分数线够不够，能不能毕业，毕业到什么地方去工作，这个也是经常遇到的。我的原则就是这样，学校有学校的教学规定，比如说你考试及格不及格，不是我打分数，而是老师最后的评分，够就是够，不够就是不够，这个没办法让我去帮你改分，工作的事，这就是看你的需要，看工作单位的需要。

程三娟：他们评价一般就是说他非常坚持原则，我看有些人也是稍微有抱怨情绪的，像他的秘书，在他身边干了十多年，却一直不给人家提拔。但是总体来说，还是能理解的。这个事情，后来杨善洲专门有过一个解释，就是说为什么他对身边的人要求更严格，这是杨善洲生病的时候，他以前的秘书去看他，专门有个解释，他当时是说，我原话读一下，“你们跟着我是又苦又累，也没沾到什么光，有点对不住你们，对你们严格要求，是想让你们成长的更快一些，等你们真正长了本事，我不提拔，也会有人提拔你们，不管什么时候，打铁要靠自身硬。”他专门后来有过这么一个解释，对他的秘书。

在任人唯贤方面，只谈论杨善洲对身边的人要求严格，我觉得还不够，那个仅仅是其中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他大胆使用年轻干部，不拘一格降人才方面也是做的非常好的。他一方面对身边的 人要求非常严格，另一方面，又是经常下基层去了解考察干部，发现一些踏实肯干，有工作能力的人，他会不拘一格地选拔，这个当然也有一定历史背景，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 八十年代初，当时改革开放的事业刚刚起步，需要选拔一些年轻干部，当时提出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当时提出的这一个要求。当时杨善洲提拔了一批干部，其中38岁的一个干部，从副县长直接提拔到保山的地委副书记，后来这个人就是他的接班人。还有一个30岁的干部也被提为施甸的县委副书记，还有25岁的党委书记也是从基层提拔的，这些都是他从基层考察中发现的一些干部。当时群众评价是，这个杨善洲他提拔干部都是通过自己下基层调研，而且一般都是私访的形式，一般只有秘书、驾驶员陪同，所以了解的情况都很真实。后来这些干部也是在保山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张铃枣：其实我们现在干部的选拔，特别是领导职务的选拔，已经慢慢多元化了，因为我们过去都是任命的，现在是公开选拔。我觉得随着我们干部制度的改革，干部的选拔方式，特别是领导职务的干部选拔方式会越来越多元化，任命的形式要逐步缩小下来。逐步加大老百姓在评价干部中的知情权，还有评价的权重。就是经常说的群众认可，社会公认，要逐步增加老百姓在选拔干部中的权重，这样子选出来的干部才会更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潮流。

顾院长：真正说“老有所为”我也不敢当。我在2000年代的时候，用我女儿送我的1万美金，加上我自己的一些钱，12万办了现在的金秋护理院，我们收容的对象是高龄病残老人。我为什么离休以后选择做这个,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也老了，我懂老人，这是一点，老人究竟需要什么我心理比较有数。第二呢，我学医，学医我从15岁开始进了军校，我所受的教育就是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

人生在世都要老，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当一个人走向生命终点的时候，是最无奈的时候，因为他老了，更需要人照顾，这就是社会的需要，这是国家的需要。因为我们国家实行计划生育制度，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

在20世纪的时候，我就粗略的算过了，因为人口基数很大，目前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已经占总人口的14%左右，现在空巢老人已经超过了5千万 ，失能失智、需要人护理的老人已经快接近8000万，这是一个很大的基数。

人到什么时候需要照顾呢，医学上的统计是这样，人到进入老年，进入多病的阶段，到他离开人世，一般的是需要4-6年，部分的和全部的需要人照顾。我们从2000年开始，到去年年底为止，我们已经收了770位老人。这些老人在离开人世之前，他们都是听不见了，看不到了，吃不下了，走不了了，他们自己已经没有时间空间的概念，没有自我保护的意识，没有表达痛苦的能力，一切，他们的安全，他们的生活和生命质量都必须要照顾，所以这个行业是一个艰苦、责任重大、风险高的行业。

顾志萍：因为我自己是学医的，我自己认为熟悉这一门。再加上我也是老人了，我懂老人，我觉得我跟他们是同一个年代的。有共和国就有这一帮老人了，共和国的今天就是他们创造的，说真的，同年人应该关心同龄人，社会应该为这一代人负责，让他们分享到社会经济、文明发展的成果。我作为一名革命军人，共产党员，我用一个平常心，做一个平常事，回报给社会，是我的责任。

顾志萍：我觉得官员退休以后，不管做什么，主要的还是看社会需要什么，他能够做什么，实事求是去做。

张铃枣：刚听了顾院长的介绍，觉得顾院长也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一个人，也很值得我们学习。讲到这个老有所为，特别是官员的老有所为，引起社会的关注，因为现在特别是一些掌握了重要资源的这些官员，出现了一种新的腐败形式，叫做“期权腐败”，也就是说他在位的时候给一些公司啊照顾是没有收取回报的，他是等退休以后再去公司里面担任职务，获取回报。

在国外的一些制度设计上，官员的退休，其实也要实行回避制度，不能到你利益相关的部门去任职。这个是一种新的情况。所以官员发挥余热是新形势下我们应该关注的，特别是不能到盈利性的组织去。像顾院长这种创办社会福利要给予大力的支持。如果说你到一个盈利组织去，到一个企业、公司去，你是不是先前给予了他照顾呢，或者有什么利益输送呢？这会形成一种新的腐败形式，所以说怎么样发挥余热，特别是官员的发挥余热，应该重视一些非常明确的规定，否则的话，这个余热发挥的会烧死人，热度还是很高的，关系网还在。

顾志萍：我同意这个看法，官员退休以后做的事情应该有回避，有一些利益关系的，应该回避，应该形成制度。还有一个，自律很重要。再有一个，要接受群众的监督。在这个问题上，人民要睁大眼睛。

张铃枣：其实对官员的考核和考察，应该说是一道世界性的难题。为什么这么说，大家都知道品德、道德这个东西是内在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你怎么去考察它呢？所以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那么现在，各个地方在考察干部的过程中，都在进行一些探索，特别是对官员道德的考核，有的说要进行量化。

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道德能否量化，是要打个问号的。这么内在的东西居然可以量化，那要花多大的成本，而且道德只有一个大概的标准，有时候还有评价的标准、是非的标准、善恶的标准，还不尽相同，你还要进行量化，我觉得难度很大。因为我们如果把一个东西，特别是把道德做到量化，有时候就会培养出很多“道德伪君子”，还有“双重人格”。

张铃枣：考核官德，不是说完全没办法。道德尽管是内在的，但是内在的东西是有外化的，外化的就是言和行。也就是说，我们看一个官员，是看他说了什么，更主要的是看他做了什么。我们看一个官员，除了看他的言行以外，还有一些很细节的东西都可以反映官员的品德和品味。比如说，他的兴趣是什么，他的爱好是什么，他的业务生活是怎么过的。还有一个要把官员所服务的行业、公众的评价引进来，比方说，你是工商局的干部，就看这些工商户对你这个干部的评价；你是税务局的，那么这些纳税户到你这里，你的工作态度、业务能力到底是什么样子。基本上，这样应该比较能够直观外化出来，他到底是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否则的话，内在东西是没办法量化的。所以，我觉的要引进他所服务的公众的满意度调查。这对办事员这种级别比较低的官员，引入服务对象的满意度调查，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对于那些主要官员，这个考核形式很多啊，比如政绩啊什么各方面。但是，如果让人家觉得这个人是百分百的老好人，那也不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提倡的。，所以关键，其实还是看他的行动，到底做了什么。这个才能把道德外化掉，不然，一个人内心在想什么，道德怎么样，真的是没法量化。

张铃枣：就说现在我们说的这个官员的口碑怎么样，如果说这个官员的口碑是比较好的，应该说就是比较认可的。

顾志萍：我觉得用群众的话说，也还是挺好的，“最美公仆”挺合适的，没有胡扯，他就是一个绝对的比较。

程三娟：通过采访杨善洲，我就进一步坚信，世界上这样纯粹的人还是有的，但这样的人的确不多，很少。我们宣传杨善洲，也不是为了让每个人都成为杨善洲，只是希望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这种积极向上的、正面的力量能够更多一些，更强一些，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就不错了。不是说要每个人都向杨善洲看齐，只是倡导一种正能量，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

张铃枣：怎么来看待这支干部队伍，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绝大数的干部还是好的，我觉得这个话是没错的。如果不是这么理解的话，我请你解释一下，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来取得的成绩，难道是由你所说的腐败分子带动起来的吗？这解释不通啊。应该说绝大数干部是好的，但是现在也确实出现很多不仅丧失党性，甚至丧失人性的个别干部、官员，这样的人还是有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一棍子打翻一条船，应该有一个客观的态度。

还有我觉得网友说把这个思想的改变归结于思想，这种归结本身是不科学的。那么回归到我们这个官员的道德上，什么东西最能改变官员的道德，我觉得一个是大的社会环境，还有一个小环境，这个官员所处的官场的政治生态，他的生存状态会决定他的思想，也就是说让官员的生存环境更加清岚，更加公正，也就是说能干的、品德兼修的干部能获得提拔，这就是正面的引导，否则的话就会出现所谓的逆淘汰，劣币驱逐良币。如果形成这种生态的话，整个官员的道德就得不到提升，所以我们不是讲网络正能量，其实官场也存在正能量。什么叫正能量，就是能让品德兼优的人能够获得提升，这就是非常正面的能量。

顾志萍：我觉得杨老也并不是忽视家人，这是他的一种原则，是他为人的人格的魅力。说实在，没有国家就没有小家，他为了国家的付出是为了这个家庭更加的圆满，他自己就说，他相信他的家庭在农村和农民同甘苦共患难，去改变农村的现状。事实证明，他们的家人都有这个能力，他坚持就是对的，是一种原则，就是公私很分明，宁愿牺牲自己，也要照顾国家，照顾人民。他没错，他不是忘掉家人，不是这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