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爱农民工 网络搭鹊桥

王旭辉：各位网友大家好！

林怡：你好！

彭超：你好！

倪章灵：你好！主持人好！

王旭辉：因为我们主要是交通工程类的学生，然后我们12个人里面大部分是学习交通工程和建筑工程相关专业的，所以我们暑假就去一些工地做那些社会实践。在工地上的时候，看那些工人们他们生活条件，包括他们一些精神状态真的就是很心酸、艰辛的样子。他们有些人跟家里老婆孩子可能一年、两年都见不上一面，然后回来之后我就和云鹏（编者注：活动发起人之一），我们就开始商量可以用我们的一些力量去帮助他们一些什么。

王旭辉：因为首先七夕是我们中国传统节日嘛，七夕是中国情人节，然后他们很多人跟家里人见不着面，但是他们并不是说不想见面，而是说他们想，但是他们可能是一来可能是没有这个时间，二来是不舍得花这个钱。然后我们就说，那好嘛，我们来帮你出钱，帮你把家人接过来，然后一起在七夕这一天，一家人聚一聚见上一面。然后刚一想就开始这么做了。

王旭辉：挺多的，包括我们最开始在网上一发帖，第一天下午4点左右发的帖，到第二天晚上十一、二点，我们睡觉，都没有一个工友跟我们打电话。首先咱们工人们很多人不上网，再一个他们可能在网上看到了不是很相信。而且咱们网友们在网上看到了之后，他们就是，反正包括网上的质疑有些就是通过电话给我们发短信、打电话，就是直截了跟我们说一些挺难听的话。

我们在进工地走访的时候，他们工地负责人如果我们不去事先联系的话，我们就进不去他们工地，在工地前面一下子蹲了一天，等着工人们来来回回的，然后我们只好找那些过路的工人。

王旭辉：刚开始，因为第一次做这样的事嘛，之前只是去了解了解，从前一直没有做过，然后第一次有这样的想法去做这样的事，根本就没有想这么多。

王旭辉：当天晚上，因为我们当时报名的有个八九十对吧，就是通过各种渠道报名的。我们经过层层筛选，各种方式筛选，最后筛选出来能参加的而且符合条件的有38对，但是最后直到那天晚上我们走之前到场的一共有29对。

王旭辉：对，29个家庭，然后是68个人，因为有些是带着孩子过来的。

王旭辉：有些人我们打电话问怎么回事，有些人就说临时加班，有些就是突然说不想去了什么的，就是各种原因吧。

王旭辉：其实咱们的农民工，他们的工资其实并不低，虽然个人工资不低，但他们有很大一部分人，他们一家人的经济来源都是他一个人。这样承担下来他们一家人的工资的话，他们家人经济条件其实也不是很高。然后他们可能是因为当天晚上如果一加班的话，一加班的话就是整个工地人就不能来了，然后我们那天晚上就是有一批人不能来。

王旭辉：就是有一个工地，他们的工期非常紧，然后我们去联系他们的工地负责人的时候，他们的负责人就跟我们说，工期非常紧，本来他们晚上也上班的，晚上他们就是六点下班，然后七点半就要上班，上到晚上十点半。但是那天晚上他们负责人说，既然举办这样一个活动，好，我就给他们放一天晚上假，然后第二天早上回去又要加班了。

王旭辉：对，就是包括那天的晚餐，还有晚上的房钱都是酒店说不用，“我们出了”，然后他们帮我们。

王旭辉：这笔钱，目前的话，我算是我们的12人的一个财务总监，他们的钱都放在我这里了，然后我们目前就是商量出来是准备把这些钱成立爱心基金。然后把这些剩下的钱更大、更多的用在这些公益事业上，包括更多的放在关心农民工问题这些方面。

倪章灵：现在网络平台是新媒体，传播速度是很快的，我觉得这种事情对这个事情是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让更多人来关注这件事情。网上对这件事情其实褒贬不一，正反意见都有，就是都觉得。正面就是大家觉得这些大学生很有爱心，做这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是非常人文关怀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国现在道德缺失很厉害，就是她们做的这件事情是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吧。反面就是一些人质疑这件事情，是不是这些大学生在作秀，觉得这些钱用一天还不如用在其他人身上，其他方面更需要帮助，比如说什么，贫困山区的儿童这些方面更有意义。不是应该由大学生来做事情，更应该由政府部门来做这些事情，一些民政、红十字会，他们觉得这些部门都到哪里去了？应该由这些部门，他们收了那么多钱，更应该由他们来推进这些农民工这些问题。

林怡：这个我是刚才听了你们在线了解了这个事件。这个总的来说呢，他们的这个行为应该说对当代大学生当然是起了一个很正面的，一种向上的这种引导这个广大的大学生啊有同情心，有爱心，有社会责任感，那像这种这样的一个行为还是值得肯定的，也是值得各方面来重视和来嘉勉他们的。

但是反过来来讲，我觉得就是说，农民工现在存在确实很多的困境，这个困境是不是应该由在校大学生他们来承担，来解决这个困境的主导力量？我想这个不可能也不太现实。我只是觉得他们这个行为，一方面让我们对，一般他们都是90后吧，我觉得对这一代大学生还是让我们感到很欣慰，就是他们很有社会的一个爱心，责任心。另外一面，通过他们这个行为我们是希望说能够引起国家在制度保障层面上对这个农民工一个困境问题的解决，而不能把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变成是这个在校大学生作为主体来承担起这么一个改善农民工困境的这么一个角色。

林怡：我会支持、会鼓励，但是我这个支持和鼓励肯定是有边界的。我不会鼓励他们说他们一定在这个方面能够为我们目前国家农民工存在的困境能够起主导的，破局的，破解这个难题的这个主角的（作用），让他们去承担这样的角色，这是不太可能的，也不太现实的，对他们来讲我觉得也不应该来讲把这些重担交给他们。就是我们国家要有一个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们的行为应该鼓励，因为他们的这个行为我想，这个行为出现了，就会倒过来，推动我们政府有关部门去思考，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彭超：这方面是一个问题，但是今天谈到对这个新生代农民工他们这个群体，他们的一些要求，他们可能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需求，这个是一个方面，刚才这位教授说的很好。就是说这个叫做河南郑州交通职业学院的12名大学生，我觉得他们这是一个善举，觉得应该是得到我们社会的这个鼓励和支持，但是他们的这个农民工的需求可能还远不止这些。比如说，他们这些新生代的农民工他们有一些人也是受到过一些的教育的，他们对于一些到城市里面来以后，他们有一些需要城市的一种认同感。那时候我们在人大会议上面提出一个建议，比如她们对文化方面的一些需求，对一些科普性知识的需求，还有就是他们业余时间娱乐方面的需求，甚至包括他们居住环境，居住社区环境卫生各方面的需求。如果说作为政府还有作为社会团体，包括我们普通市民，我们在这方面能做到的话，应该给他们一些关爱，给他们一些改善这方面的要求的话，形成一个全面的给农民工的这么一种呵护一种照顾吧，形成这么一种氛围。

王旭辉：其实我们刚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们包括一些具体的一些什么都没有准备，然后也都是在后来不断的困难中然后慢慢、慢慢地发现许多问题吧。就像有一个工人我们对他做走访的时候，他对我说：“你们可以帮我一次，帮我两次，帮我十次，但你能帮我一辈子吗”？就是说他们更多的是希望是说从根本上去解决他们的问题，而不是说我们去今天帮你一次，然后明天帮你一次，这样子解决不了他们的实际性问题，他们需要的可能更多的是政策或者什么的，来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王旭辉：对，包括像刚才老师说的，新生代农民工，工地上他们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子一个群体，他们跟着家人一起，跟着父母一起出来，他们很年轻就出来了，甚至有些还没有成年。他们关于这些受到的教育问题，和什么问题吧，反正想法就是跟我们就不是太一样。

王旭辉：怎么说吧，首先是他们的住宿环境，就是感觉就是非常的吃惊震撼。他们十几个人甚至二十几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都是那种简易工棚。然后再一个他们做的工作一个是危险性非常高，而且他们大多数都是包工头带出来的临时工，没有签正式合同，他们遇到这些工伤问题什么的也没有人来给他们赔偿，而且他们工作一天到晚非常非常累，平常跟家人见不着面，总是感觉他们精神状态都是很那个什么。

林怡：这个我们彭老师彭代表他有研究，一会他可能会有详细的一些说法。从我来说，因为原来我在大学里面曾经带过社会学的研究生，而且我们的研究生也对农民工问题做了一些研究调研。那么新生代农民工我感觉有这么几个特点，一个，他们很多是80后、90后，现在90后的农民工都出来了。这个80后、90后一个什么特点呢？跟他们父辈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因为他们是跟改革开放同步成长起来的。我们差不多79年80年左右开始改革开放，然后他们也出生了，然后他们所感受到的，就是刚才这个王旭辉同学讲，有一些是很小就跟着父母亲，上一辈的农民工已经在城市里生活了。所以呢，他们一路成长过来的过程当中，他们看到的，感受到的是这个现代化的这个城市啊，日新月异的那种很大的一个跨越变化。那么他们的父母亲当时不是这样，他们当时的父母亲刚刚进城的时候，其实当时的城市就是跟农村，不像后来的差别，发展30年以后的差别那么大。所以呢，这些农民工他们跟他们父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不同就是说，他们对外界世界这种全新的一种现代化的变化哈，他们觉得这都是天经地义的。那么这个“天经地义”跟他们的生活又形成反差，就我在这个城市里面成长，然后城市的各个方面都发展的很快，很现代化，可是我们自己的很小的一个生存空间却是那么的不堪。我觉得这个是对他们心理上的一个很大的压力，凭什么呢？我们都在这个城市里面。这是一。

第二个他们跟他们的父辈不同，因为他们的父辈会觉得很正常，城市跟农村就是有点不一样嘛，但是为什么他们觉得有点不一样，他们不觉得心理压力太大呢？因为以前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城市跟农村都很穷啊。但是现在不一样的，所以他们这个反差，同在一个城市里面，他们亲自付出的汗水，付出的劳动，然后那边看着，感受到这种日新月异的现代化的变化，可是他们那么小的一个生活的空间跟工作环境又是那样的艰苦不堪，我觉得这个会给他们的心理造成非常大的不平衡。

所以像这些我觉得，对新生代农民工，一定要了解他们生存的整个历史的背景，社会的背景，这些背景带给他们心理上有多大的反差，然后为了解决这种反差，不要造成社会的失衡跟社会的矛盾的对抗，可能就是政府要在这方面，根据现在的农民工情况也要多想一些。刚才就像王旭辉同学说的，他们期待的是有一个能够长期保障他们的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的境况。

彭超：新生代的农民工他们很多都是80后和90后的，他们可能比较小的时候就来到这个城市，他们周围的环境跟他们目前自己实际上所生活体验的这种环境有一定反差，刚才我们那个网友说了，说他这个到这个工地当中看了以后他们这个，可能是郑州的郊区吧，郑州郊区的这个工地上的工棚里面的生活居住条件使他们感很惊讶。

这个我刚才前面也说了，就是他们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对这个要求可能是多元化的。这个文化、娱乐、教育，包括医疗卫生方面有要求以外，他们的居住条件可能也是需要改善。还有他们这些新生代的农民工跟他们老一代可能不太一样，他们对这那种忍辱负重的精神可能是不如老一代。我看央视原来有个专题，一个采访节目就是，可能有很多新生代农民工会像他们父辈一样在城市里打工之后还回到他们的家乡，有些人他们是不回去的，不会回去的。所以这个又牵涉到他们目前的工作的条件，他们居住的条件、生活条件。比如说，他们的工作，就业的企业有没有给他们进行一些保险，投保，比如说：医保、社保和五险一金跟其他那些城市那些工作的那些群体是不是一样的？有没有认同感？这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80后、90后已经有的是马上就要接触到、或者已经产生问题的是他们又生下下一代，也就是说80后已经有下一代了，他们的子女，他们能不能就近入学。我们也很欣慰的看到有些城市像福州，还有一些城市，已经有这方面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有些城市还没有。那他们的就学和他们的再下一代的医疗条件是不是都享有城市的其他市民的同样待遇，这也都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倪章灵：他们新一代农民工可能跟我们是同龄人，但是他们的生活现状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就是经历的教育很完善，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家人照顾包括以后的就业也有家人的照顾。但农民工他们可能就是这块缺失很厉害，就是他们的教育体系可能没有我们这里城市的完善，就是以后的工作条件也不如我们这些城市大学毕业的人工作环境好。这一代新一代农民工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看了这报道，有个农民工提出了他的十个愿望，就是说，第一点也就是说工资要高；第二点就是要有保障房；第三点就是要有社会保障……我觉得这些就是新一代农民工的心声。

王旭辉：有，但是并不是太多。

王旭辉：像刚才老师们所说的，他们这新一代农民工群体和我们这个年龄是差不多的。就是他们就像我们不太愿意想去工地工作，然后，即便在工地上工作的，他们其实对于这个生活的压力，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太大，因为他们一般都是跟着父辈一起出来，他们肩膀上的压力并不是太大。但他们需要的是一种在精神上的认同，也就是给他们一种尊重吧！

王旭辉：他们的“夫妻房”其实也就是那种几对夫妻挤在一间，然后靠帘子隔着。

王旭辉：夫妻之间没有什么隐私。

王旭辉：因为，就是你想想咱们平时在街上有些小两口走路不愿意太亲密，那你在房间里面，就是一帘之隔，帘子后面就是另一对夫妻，他们夫妻之间根本没有一些悄悄话什么的，说是夫妻房，等于还是公共房。

王旭辉：对。

王旭辉：他说白了感觉他压根就不是夫妻房。

林怡：这个刚才王旭辉说了，这个可能很重要的就是说你就根本不是一个有私人隐私的空间，人家怎么好使用呢？ 这个我是这么想的，刚才其实一开始这里有几个问题刚才在跟旭辉在连线当中。一个就是你们主持人问我的，也是旭辉问的，就是新生代农民工这种问题，是吧？这个，旭辉说工地上新生代的农民工并不多，这是没有错的。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现在20几岁左右的孩子，他跟着他的父母亲在城市里面长大，那么实际上他们所受的教育并不是那么系统，就他们不一定有那么完善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给他们一直读上来。但是他可以到网吧上去泡，然后有父母亲辛勤劳动的钱给他。那么有一些他们可能会去学一些别的，比在工地上相对轻松的，比如说我去当保安的，比如说我去学一些理发的技术，都有。但是他们的身份没有改变，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这个国家，讲究的这种户籍制。现难办是这个地方，他们就是在城市生活了，然后跟他们的父辈比，他们想回也回不去了，回去很多土地已经被卖掉了，房地产商已经将楼盘盖起来了。现在有些农村都把农民赶到单元房去了呢。所以他们怎么回去了，还有就算他们有地，他们有的也不愿意回去了。因为他们从小在城市的氛围里长大的，他们不愿意回去了。那么这些人怎么办，这些人总要结婚生孩子，就是刚才我们彭代表讲的。

这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是要给，既然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上的这些国民，全体国民要有国民待遇。这国民待遇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刚我们彭代表提到的，就是是这块土地上的老百姓至少他的衣食住行最重要的，对吧！这个“住”，你要让他有保证；这个“食”，还有基本的工资保障能够活下去，不会饿肚子；那么还有一个“医”——医疗；还有一个就是教育。那么教育，刚才我们彭代表说有的城市做的好，像福州，应该说在全国省会里面还算是做的比较不错的城市。也包括今年我知道，福州三中，今年这个暑假之前还搞了一个也就是说初中毕业考高中的，他们要搞一个面向非地市福州户口的，哪怕是长期生活在这里，包括农民工子弟，他都可以来考这个班，搞一个实验班，他们都可以来考。这就是逐渐用这些行为给这些弱势群体的孩子有一新的教育上的发展的一个空间。

比如说医疗的问题。这个医保按道理是无论是城市户口还是不是城市户口，无论是官还是民，要有正常我国民健康的医疗保障。我举个例子，很简单，比如像日本这样子的，他就是全国公民的健康保险，这个健康保险就是说你只要是他的国民，国民健康保障这块，任何人，你哪怕是扫地的工人，就是扫垃圾的工人，他去医院看病跟我这个教授去医院看病是一样的，都是国家出七成，私人出三成。

如果有这样的制度，本身制度的设计、国家层面制度的设计本身就是保障了每个国民的尊严。因为人不在于他分工做什么，人肯定是会有分工不一样。我可以在工地上流汗，我可以在大学教室上上课。但是呢，国家提供的一些保障。所以我想，最重要的他们怎么才会有尊严，刚才旭辉讲的，如何让他们有尊严，关键还是在于政府、各级政府要拿出具体的制度保障，能够延续对这些群体的一种，我刚才讲的最基本的生存的尊严靠制度来保障。我就讲这些。

彭超：全面的、多元化的，也从各个方面，医疗、卫生、教育，还有文化这些需求，全面保证新生代农民工，使他们在打工的城市有被认同感，这样才使他们身心各方面觉得在这个城市有其他市民相同的待遇。他们虽然说，可能跟城市的孩子们、年轻人比起来说受到的教育还不够多，但是他们在网络上，或者在其他各种的媒体，他们也收到同样的资讯，他们表露出来的话，会有一种更向上的、这么一种积极的维护整个社会和谐的一种感情，应该培养这一种感情。

林怡：就是单纯的看，就这个环节，比如说刚才讲的这些新生代农民工他们都忙着在工地上，也没有时间，对吧，去结识一些，就交友的途径还是比较狭隘的嘛，那么工会啊或者政府有关部门或者甚至民间的一些组织，都愿意来促进这方面，给他们提供一种就是男女之间互相认识的这么一个平台，像这样的公益活动有肯定是比没有的好。那么关键就是能不能长期的解决问题，我觉得还是回到刚才我们说的，就是政府要有制度性层面的保障，才让他们觉得说，他们这个个体也是受尊重的，有尊严的。有制度在保障他们这种，就是认识以后、结婚以后，就是他们能够长期的延续他们这一份家庭的情感。你如果说像前面调查来的，他们相见面的机会很少，然后见了面也没有空间给他们，你说就算这样子，当时七夕搭个桥，或者说大家认识一下，也许也牵上几天、几个月的手，那能不能长久呢？如果没有他们自己的生活的、生存的空间保障，一系列的刚才讲的，牵涉到方方面面的这种制度保障，那这也不是治本。

林怡：对对，是这样。

彭超：反过来说也就是因为他们这种机会比较少，所以说，我们有关政府部门或者社团组织组织这种活动这也是应当说是一件好事，鼓励。这个阶段做这种事情也还是提倡的。

彭超：将来比如说，慢慢总是能走上正轨以后，那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就像普通市民一样，也没有必要特别搞一个很大的活动，说这个农民工搭鹊桥什么的，就不一定要这样，如果大家的认同感都一样，都是普通市民一样，那也就没有必要再提这样专门的一个活动了。

倪章灵：这些农民工，我觉得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工作时间太长。国家现在规定是8小时工作日，但这些农民工，不要说农民工，就说一些白领，在软件公司的白领工作就不止8个小时了，有时都超过12小时，你说他们有会有时间去谈恋爱吗？就说明就是相亲完认识，你说会有时间去发展吗？我觉得国家要保证这个工作有8小时，要保证这些权益。为什么前几年那个富士康有人自杀，我觉得这跟他们时间实在是被压迫剥削的太厉害了，这个国家还是要保护他们这方面的权益。3858

王旭辉：目前的话，就是说我们这边的话，因为前天活动刚做完，而且这边我们也主要还是要放在学习上，也还没有太多的想法。不过以后的话，我们会对这个钱怎么分配、怎么去安排，我们肯定会要去做的，因为这笔钱我们已经决定下来了，就要把这笔钱去帮助更多的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王旭辉：谢谢！真的很感谢！其实这次活动很大的成功真的离不开咱们媒体这边的帮助，真的很谢谢。

林怡：真的，如果这些新生代的农民工农村回不去，城市又融入不了，那这真是他们的悲哀。那么至于说更需要各阶层间的互动，我想这也是需要的。但是呢 ，刚才这个网友说哪天官员的餐桌上会出现农民工吗？我觉得就说，如果你光光期待官员的饭桌上有农民工，那这个是太简单了是吧。所以我始终认为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各阶层间的互动，各阶层之间的互动要，但是呢，关键的问题还是我们就是说政府层面必须要拿出，依法拿出制度保证来解决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4150

彭超：就从两方面说，一方面就说政府可能这个要给他们提供同样的这个就业机会，同样的就业，还有就学、参军，或者其他医保、社保，这个其他的机会。那另一个方面呢，我们的新生代农民工呢，也应该掌握更多的技能，一些基本技能。比如说刚才说的，他们有的不愿意像父辈那样，这个城市打完工再回去农村啦，就不回去啦，那么如果你要留在城市里面，也要提高自己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劳动技能或者一些各方面的特长，然后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也是这个社会能够接纳你。两方面，双方面的这样。

倪章灵：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我觉得他的看法是一方面，他觉得这好像在作秀一样。我就只有看出来这个想法，但是这种善举也应该有，就是社会上这样一种质疑太多，质疑爱心的人太多，造成我们社会的一种悲哀。我觉得应该更多的人去做善事，来让这种质疑不再存在，这才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一种更好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