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边嘉措：让《格萨尔》流传得更广更久

本报驻京记者 江胜信

剃着板寸，密匝白发犹如一丛钢针；脸堂红亮，寿眉舒展，目光诚恳、睿智、坚毅；步伐轻健，紧握拳头喊“加油”……岁末年初的荧屏上，出现了这样一位极有气场的八旬老者。

老者名叫降边嘉措，藏语的意思是智慧的海洋。他以四川博物院11幅《格萨尔》唐卡守护人的身份来到央视《国家宝藏》第二季，又深情道出自己与已故说唱艺人扎巴老人的故事，道出自己为什么能够40年来坚持不懈搜集、整理、编纂与藏族史诗《格萨尔》有关的资料和著作，还道出自己的“中国梦”——“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参加我们的工作，把《格萨尔》翻译成汉文，翻译成各种外文，让《格萨尔》流传得更加广泛、更加久远。我还有个心愿，把《格萨尔》搬上银幕，拍一个史诗大片。”

他的“中国梦”在网络版上引来弹幕：“突然泪目”“这是灵魂深处的热爱”“这位可敬的老人让我热血沸腾”……

为了梦想，降边嘉措于去年下半年推出五卷本新著《英雄格萨尔》之后不愿停歇，“比之伟大的《格萨尔》史诗，《英雄格萨尔》所涵盖的内容只是冰山一角、沧海一粟。”

在 “冰山”与“沧海”的宏阔背景之上，他的身影幻若行吟诗人，一点一点移动，那是没有终点但依然心怀信念的跋涉。

【人物档案】

降边嘉措，藏族，1938年10月出生，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人。

12岁参军，17岁起担任藏语翻译。1956年9月调入北京，任中央民委翻译局翻译。此后24年间，主要从事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以及党和国家重要文献藏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

1981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成为《格萨尔》研究带头人。

降边嘉措创造了很多个“第一”：创作了藏族作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格桑梅朵》，是我国第一位藏族副研究员、藏族博导，撰写了我国研究《格萨尔》的第一部专著《〈格萨尔〉初探》，主编了代表我国《格萨尔》事业最高成果、第一套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藏文版《格萨尔》精选本……

12岁

年龄最小的藏族战士

四川巴塘县属于藏区，小降边是贫农出身。父亲在外谋生，母亲带着7个儿女艰难度日。为了给家里换些酥油和糌粑，1945年，7岁的小降边接受了藏族头人的安排，当“学差”。

当时，国民党在那里开办小学教授汉语，要求头人把孩子送来读书。头人觉得自己的孩子没必要学汉语，更怕孩子被劫持，那怎么办呢，就找自己领地上的穷孩子顶替吧。因祸得福的“学差”经历，为降边嘉措打下了汉语基础。

1949年12月，巴塘县和平解放。1950年6月，解放军进藏部队南路先遣支队到达这里，小降边被选作学生代表，向部队首长献了花。

在动荡的年代里，小降边见过3种军队：一是经常挑起部落战争的旧西藏地方军；二是强拉壮丁的国民党军队；三是“金珠玛米”，“金珠”是解放的意思，“玛米”指军队，“金珠玛米”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砸碎锁链的军队”。

“金珠玛米”的一个小战士正吃着花生米，生平第一次闻到花生米香味的小降边很惊讶：“这是什么东西呀？那么香！给我！”更让他惊讶的是，“‘金珠玛米’不抢老百姓的东西，他们的花生很少，却给了我一把。”他的哥哥曾说，共产党的军队比国民党的好。这把花生让小降边相信了，“跟着这样的人走还是可以的”。1950年8月，12岁的他加入了解放军，成为年龄最小的藏族战士。

那会儿，他的个头还没有步枪高，没能参加随后打响并取得胜利的昌都战役。毛主席指示进藏部队“一面进军，一面修路”，降边所在的解放军18军53师修的是康藏公路东段最艰难的达玛拉山区域。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十七条协议”，这标志着西藏获得了和平解放。6月初，西藏的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在解放军18军军长、进藏部队司令员张国华陪同下由京返藏，途经达玛拉山。筑路部队在工地上举行了欢迎仪式，降边见到了阿沛和张国华。

这一年的8月28日，降边随18军军部进藏。昌都至拉萨约1150公里，他们翻越了19座终年积雪的大山和数不尽的丘陵，趟过数十条寒冷刺骨的冰河，终于在近两个月后的10月24日，看到了高高耸立的布达拉宫。26日，18军主力部队举行入城仪式，降边走在腰鼓队里。

这一路，降边发挥双语特长，担任了部队的翻译。当时他虽然会说，但读写不行，对藏文、汉文的系统学习是后来在部队完成的。1954年，成绩优异的降边嘉措被部队送入西南民族学院，1956年9月被调入北京。此后的24年被降边谓为“激情燃烧的岁月”，他和团队合力完成了将《毛泽东选集》1-5卷、《毛主席诗词》、《红旗》杂志、马列著作等翻译成藏文的工作，“把我最宝贵的青春年华贡献给了向广大藏族同胞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崇高事业”。

“《格萨尔》的事就交给你啦”

降边嘉措酷爱文学，翻译之余写写小说。1980年，他前后写了20载的长篇小说《格桑梅朵》终得出版。其时，成立3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面向社会招聘人才。降边已是42岁，怀揣文学梦的他很想看看自己后半辈子的另一种可能。

报考答辩时，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贾芝等考官问降边，“你知道《格萨尔》吗？”一听到“格萨尔”，降边的眼睛亮了！

约诞生于公元11世纪的《格萨尔》是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英雄史诗，讲的是天神之子格萨尔为拯救众生而投胎到雪域高原，他以坚毅与神力征战四方、降妖伏魔、惩恶扬善、抑强扶弱、造福百姓，又以悲悯与虔心修行祈愿、超度亡灵，直至功德圆满、重返天界。

藏族的孩子打记事起就知道格萨尔王，一听“仲肯”来了，便赶去听故事。“仲”是指格萨尔故事，“肯”是指说唱艺人。雪山冰川的自然环境使“仲肯”无法独行，他们得跟着马帮一起走。

降边嘉措的家乡巴塘正是马帮进藏的必经之路。马帮白天运茶运盐，晚上扎营烧火，一边吃着牛羊肉和糌粑，一边听故事。仙界占卜九藏、降服四大魔王、地域救母救妻……波澜壮阔的故事让小降边听得如痴如醉。他尤其喜欢“赛马称王”那一段，不论贵族还是乞丐，谁能够骑着马跑到最前面谁就是王。《格萨尔》崇尚的不是世袭血统，而是天意民心，寄托着劳动人民的期望与梦想。

答辩那天，降边不仅与考官们分享了童年的回忆，还从之前24年的理论储备中信手拈来马列著作对希腊史诗的评价和黑格尔对史诗重要地位的论述，并提出了应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的科学体系的设想。

降边被中国社科院聘为我国第一位藏族副研究员。1981年1月8日，他到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报到，成为藏文室的“光杆司令”。

改革开放的春风给《格萨尔》研究吹来了融融暖意。1980年的“峨眉会议”和1983年的“桂林会议”形成了对《格萨尔》重要性和研究方向的共识：将《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在《格萨尔》的抢救工作取得重大成就之后，应立即组织力量，编纂一部能够反映藏文《格萨尔》全貌的精选本，并逐步将它翻译成汉文和外文，向全国同胞、向全世界的广大读者介绍这部伟大的史诗。

周扬、钟敬文、季羡林、贾芝、马学良、王平凡等老一辈学人一致看好降边嘉措这个“壮劳力”，要他把这副担子挑起来。

“我活不了几天啦！”1984年8月，病重期间的周扬握住了降边的手，“降边同志，《格萨尔》的事就交给你啦！一定要把它搞好！”

2001年底，近百岁的钟敬文让护士拔掉鼻管，摘下氧气罩，对前来探望的降边嘉措嘱咐道：“只有藏文本《格萨尔》影响面太小，一定要翻译成汉文，介绍给各民族的读者……”

40年来，降边嘉措走遍半个中国：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内蒙古、新疆……有《格萨尔》的地方，即是他足尖的方向。眼前，雪域的故事在牵引；背后，前辈的目光在托举。

从“伤心学”到“辉煌学”

《格萨尔》的故事有多少？拿说唱艺人的话来讲，“像杂色马的毛一样多”；用降边嘉措的话来讲，“像枝蔓横生的葡萄串儿”。

《格萨尔》包含了“上方天界遣使下凡，中间世上各种纷争，下面地狱完成业果”的宏大叙事，简而言之就是“天界篇”“降魔篇”“地狱篇”。仅“降魔篇”又包含“十八大宗”“十八中宗”“十八小宗”和更小的“宗”。格萨尔每征服一处部落或部落联盟，就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形成《格萨尔》的分部本——宗。“十八”在藏语里表示多数，不是实数。据降边嘉措介绍，现在能收集到的已达300多部，整理出版的有120多部，印了600万册，相当于藏族同胞人手一册藏文版《格萨尔》。

博大精深的《格萨尔》就像古代藏族社会历史的百科全书，为研究者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学术甘霖。但同样因它的卷帙浩繁，普通读者在欣赏《格萨尔》时困难重重。为此，“编纂一部能够反映藏文《格萨尔》全貌的精选本”便成为新中国以来几代《格萨尔》研究者的梦想。

要编纂这样的精选本，必先找到最优秀的说唱艺人。其理由如降边嘉措所说，“从本质上讲，《格萨尔》是人民群众、尤其是他们当中的说唱艺人用嘴唱出来的。”和时间赛跑，让这些身怀绝技的艺人留下更多的音像资料，这是降边嘉措的紧迫使命。

在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入职后不到1个月，即1981年春节，降边就去西藏拜访最杰出的说唱艺人——时年76高龄的扎巴老人。

扎巴老人的一生折射了《格萨尔》研究从“伤心学”到“辉煌学”的演变。国学大师陈寅恪面对敦煌学早期研究阶段出现的“敦煌学的故乡在中国，研究成果却出在国外”这一尴尬，曾发出“敦煌学是辉煌学，又是伤心学”的感慨，《格萨尔》研究的命运亦大抵如此。

扎巴出身农奴，饥饿和疾病接二连三夺走了父亲、两个哥哥、三个儿子、妻子的性命。他随着朝佛的香客游历西藏的圣山圣湖，走到哪里便说唱到哪里。出色的天赋、悲苦的人生加上丰富的阅历，使他的演唱生动、雄浑、深沉，听者无不沉醉动容。但即便这样，他也只能做到勉强糊口。在旧西藏，像他这样的说唱艺人被归为乞丐，须缴纳“乞讨税”。贵族农奴主和土司头人认识不到劳动人民创造的《格萨尔》有什么价值，而将其蔑称为“乞丐的喧嚣”。反倒是国外的学者对《格萨尔》兴趣盎然，《格萨尔》研究的第一批专著、第一个学术机构均诞生于国外。

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变。百万农奴和广大藏族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当然也成了文化的主人。昔日的“乞丐”巴扎成了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的“国宝”，曾经的“乞丐的喧嚣”被录成一盘盘磁带，让《格萨尔》研究者如获至宝。

降边嘉措回忆起与扎巴老人相处的珍贵细节：“扎巴老人和我都是康巴人，语言上没有障碍，他觉得遇到了知音。《格萨尔》说唱艺人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一般不讲‘地狱大圆满’，一讲就把故事讲完了，艺人的使命就结束了，他就应该到格萨尔那边去了。而扎巴老人却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从‘英雄诞生’一直到‘地狱大圆满’，完整地讲了全过程。他说，他讲了一辈子的故事，第一次完整地讲是讲给你听。这个让我终身受益。”

降边嘉措最后一次见到扎巴老人是1986年的国庆节：“我向他告辞，说我现在要回北京了，希望您保重……我回北京不久，就得到了扎巴老人仙逝的噩耗。我了解到，11月3日上午他还像往常一样说唱《格萨尔》，西藏大学的同志在录音。他说有点累了，你们到外面晒晒太阳，我休息一会儿。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回去的时候，发现老人已经仙逝。扎巴老人一共录了1000多个小时的磁带，讲了25部半，长度相当于25部《荷马史诗》或5部《红楼梦》。他留下来的这些资料是迄今为止最完整、最系统的一个艺人说唱本。扎巴老人用一生的智慧和精力来说唱《格萨尔》，这种精神感动了我，这也是我几十年坚持不懈从事《格萨尔》工作的动力和精神支柱。”

以扎巴老人的说唱本为基本框架，参考桑珠、才让旺堆、玉梅、昂仁、古如坚赞等优秀艺人的说唱本，吸收其他刻本、抄本的特点和长处……历时30载，总计40卷、51册、1600万字的皇皇巨著——藏文版《格萨尔》精选本终于在2013年全部出齐，成为世界范围内《格萨尔》研究领域的最辉煌成果。其背后凝结了主编降边嘉措多少心血，《中国民族》杂志的专题报道标题“为了精选本，白了降边头”，便是举重若轻的高度概括。

记者手记

为“中国梦”助力

编纂藏文版《格萨尔》精选本只是先辈学人对降边嘉措的期待之一，他们的另一个期待是：“向全国同胞、向全世界的广大读者介绍这部伟大的史诗。”这，与本文开头所述降边嘉措的“中国梦”正是同一番心意。

早在1985年2月，降边嘉措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会议上发表专题演讲，向外国专家介绍了扎巴老人、玉梅等《格萨尔》说唱艺人；5月提交报告，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将《格萨尔》列为世界“非遗”名录；12月，我国正式加入联合国非物质遗产保护组织；1986年，降边嘉措在我国研究《格萨尔》首部专著《〈格萨尔〉初探》中，反驳了黑格尔的“中国没有史诗”的断言；2001年被看作是中国非遗元年，其标志是昆曲入选联合国“非遗”；2009年，《格萨尔》进入联合国“非遗”名录大家庭；2018年，降边嘉措推出五卷本汉文版《英雄格萨尔》；未来，《格萨尔》有望被译成更多外文，被拍成史诗大片……这么多的时间节点，可以连出一条轨迹，连起《格萨尔》走向世界的坎途中所经历的前瞻性探索和持久性跋涉。

如今，《格萨尔》已跃下马背，走下高原，走出华夏，彻底改变了世界史诗的文化版图，被誉为“东方的《伊里亚特》”。她更有其他史诗无法企及的两个特点：一是长，有100多万诗行，篇幅比世界其他五大史诗，即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古希腊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古印度的《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的总和还要长，堪称世界史诗之冠；二是活，她至今还在藏族群众尤其是农牧民中广泛流传。

遇见《格萨尔》是缘分，守候《格萨尔》是痴情，传播《格萨尔》是使命。为此，80多岁的降边嘉措既能坐在冷板凳上练内功，又能走到聚光灯下握拳头。“太好了，你们《文汇报》能帮我来呼吁。”在长达3个半小时的专访中，降边嘉措有问必答，有答必详，不露疲倦，唯见真淳。

愿此文能为他的“中国梦”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