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

——2013年巡视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姜 洁

2013年，山东在巡视工作中共发现各类问题236个，其中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199件，截至11月底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已立案79件；广西发现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72件，其中涉及县处级以上干部从2012年的6人上升为55人；江西发现的违纪违法问题线索从2012年的4件剧增到111件；河北仅9月份以来就发现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275件，比2012年全年增长了5.4倍……

“今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开局之年，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巡视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突出发现问题，强化震慑作用，不能让有问题的人心存侥幸，不能让腐败分子有立足之地”。2013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巡视工作进行了与时俱进的探索，取得了重要进展和明显成效。

改进巡视工作，发现有价值线索比过去增加5倍

2013年6月，中央巡视组对内蒙古、江西、湖北、重庆、贵州、水利部、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版集团、中国人民大学开展巡视，巡视组组长副组长名单、进驻单位、进驻时间、巡视时间、通信地址和值班电话、手机号码等详细信息都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第二轮巡视开展后，也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相关信息，用开放的姿态欢迎社会各界向巡视组提供线索和意见。

中央巡视办有关负责人透露，2013年巡视最大的变化，就是明确职责定位、突出工作重点，改变过去巡视内容比较宽泛的做法。中央要求巡视工作紧紧围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这个中心，把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作为主要任务，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在巡视对象上，突出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特别是一把手。在监督内容上，突出“四个着力”，即着力发现是否存在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违纪违法问题；着力发现是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着力发现是否存在对涉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政治问题公开发表反对意见、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违反政治纪律的问题；着力发现是否存在买官卖官、拉票贿选、违规提拔干部等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中央还强调有重大问题发现不了就是失职、发现了没有如实反映就是渎职，必须根据情况追究责任；并对加强巡视队伍建设、改进工作作风提出明确要求，为发现问题再紧一扣。

据介绍，按照中央部署，中央巡视组对20个地方、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进行巡视，牢牢把握职责定位，认真履行监督责任，发现被巡视党组织在“四个着力”方面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其中有价值的线索比过去增加了5倍。

创新方式方法，巡视揪出一批违纪违法省部级高官

实行巡视组组长不固定、巡视的地区和单位不固定、巡视组与巡视对象的关系不固定，组建巡视组组长库、一次一授权，做实做细做足巡视前准备，到领导干部担任过一把手的地方“下沉一级”了解情况，抽查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情况，纪检监察室派员全程参与巡视，组织部门派出干部选拔任用专项检查组……中央对改进巡视方式方法，提出了许多新的举措。在认真贯彻中央要求的同时，巡视组结合实际积极探索创新工作方法。比如，加强与被巡视地区、单位党委书记、纪委书记沟通，了解哪些人的反映比较多，对哪些人、哪些事感觉不踏实；搞好个别谈话，在保证谈话基本面的前提下，抓住谈话的重点人、重点事，包括刚离开岗位的领导、关键领域和部门相关人员、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办案人员等，从他们那里了解重要信息；向审计和业务监管部门了解情况，拓展发现问题的视野；对重要问题线索进行深入了解，协调纪检监察机关提前介入……实践证明，这些方法灵活机动、针对性强、有效管用，有利于发现问题，找出“老虎”和“苍蝇”，提高巡视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据介绍，截至目前，中央纪委已对巡视移交的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副总经理戴春宁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调查。中央组织部根据巡视建议对有的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作了调整。中央巡视组移交的其他问题和线索，有关部门也正在抓紧办理，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确保巡视成果落到实处。中央强化巡视成果运用的决心和举措，在党内外产生强烈反响，各级领导干部受到警示、教育，潜在违纪违法人员受到很大震慑，广大干部群众深受鼓舞。巡视工作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媒体进行大量报道，与巡视有关的网络信息达560余万条，形成了“内外共震”的良好效果。

加强统筹指导，推动全国巡视工作深入开展

“2013年，开展了对50个县(市、区)的巡视，并对20个县(市、区)、5家省属国有企业、4所省属高校进行了回访。计划到2016年，对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巡视1—2次，对121个县(市、区)确保巡视1次，采取灵活机动的方式对省直单位、省属高校和省属国有企业巡视1次。同时，根据省委要求开展部分专项巡视。”这是广东省2013年巡视监督的一份答卷，也是一份计划表。

省(区、市)和中央单位的巡视工作，是党的巡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中央要求，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注重统筹谋划，加强工作指导，通过举办全国巡视干部培训班、召开座谈会、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等多种形式，推广中央巡视工作经验做法，引导各地各单位巡视工作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巡视工作有力有序开展。各地各单位党委(党组)进一步加大对巡视工作领导力度，主要负责人亲自部署，结合实际研究制定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的意见和措施；巡视机构坚持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突出巡视重点，落实监督责任，在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方面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截至2013年11月底，各省(区、市)党委巡视组共完成对69个市(地、州、盟)、480个县(市、区、旗)及77个省直部门和98家省属国有企业、高校的巡视，向纪检监察机关移交领导干部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线索1879件，其中厅局级和县处级干部线索562件；向组织(人事)部门移交选人用人方面的问题136件。国务院国资委对中央企业、教育部对直属高校的巡视，以及部分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和中管金融企业内部巡视工作也扎实推进。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白春礼

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指导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科技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认真学习领会全会精神，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科学院的一项重大任务。

增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决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自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以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和显著成效，科技事业快速发展，取得了一大批重大科技成果。但同时，科技体制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弊端，束缚了科技生产力发展，制约着自主创新和科技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提升。比如，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不够健全和有效，基础前沿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企业没有真正成为技术创新主体等。在资源配置方面，由于存在条块分割和多头管理等问题，一些科研项目和经费安排分散、封闭、重复、低效，管理不够科学、规范、严格、透明，造成责任边界不清晰，难以产出重大成果，甚至出现一些违规违纪行为，严重影响了科技创新活动的顺利开展。正在孕育突破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国科技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但现行科技管理体制和方式还不完全适应科技创新的规律和要求，科技界和产业界都存在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解放科技生产力、提升科技实力，必须依靠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作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机构和全国自然科学与高新技术的综合研究与发展中心，中国科学院将以全会精神为指导，增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着力打破制约创新活力迸发、影响创新能力提升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解放和增强广大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着力解决产学研协同创新不足问题以及阻碍科技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促进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多更好地服务国家、造福人民。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到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也要不断增强机遇期和发展期改革的信心和勇气，牢固树立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努力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骨干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

结合“四个率先”全面推进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关键在于结合实际抓好落实。2013年7月17日，习近平同志考察中国科学院，要求中国科学院牢记责任，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对中国科学院来说，这“四个率先”的要求既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深化改革明确了目标。我们要把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贯彻到实现“四个率先”行动计划的各个方面，以深化改革推动“四个率先”目标的实现；围绕实现“四个率先”，推进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

以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发展为目标，推进科研布局调整优化和科技活动组织模式改革。结合“一三五”发展规划和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以绿色、智能、健康、安全、普惠为重点，系统梳理和分析科研布局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进一步聚焦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需求，瞄准新科技革命可能发生的方向，调整优化布局，前瞻部署率先跨越发展的主要领域。在院机关改革基础上，深化科研管理体系改革，完善院所两级体系和法人责任制度，推动跨研究所、跨学科、跨部门协同创新，强化过程管理和目标管理，力争在若干领域和方向取得一批具有重大应用价值或世界领先水平的创新成果。

以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为目标，推进人才人事制度和科研评价体系改革。深入实施人才培养引进系统工程，改革人才选拔、培养和流动机制，实行更加积极的人才引进计划，建立更为灵活的人才管理机制，规范和完善激励机制，大幅提高人才竞争能力。充分发挥综合优势，深化科教融合，探索科研与教育有机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健全和完善以重大产出为导向的科研评价体系，优化创新生态系统，最大限度地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吸引、凝聚和培养一流人才，把中国科学院办成大师云集、英才辈出的大学校。

以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为目标，推进与“三位一体”相适应的思想库建设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发挥中国科学院学部、科研院所和教育机构“三位一体”和院士、专家群体多学科综合交叉优势，构建富集高端智力资源的战略研究网络。聚焦事关国家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从科技影响和作用的角度，从科技规律出发，提出咨询建议，开展科学评估，进行预测预见。加强顶层设计，建立统分有序的运行机制，统筹协调相关研究资源、队伍和平台，加强与国内外知名智库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提升研究成果影响力，在国家宏观决策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以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为目标，推进科研院所制度改革。以建设卓越创新中心和实施国际化推进战略为主要抓手，依托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和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整合创新资源，凝聚优秀团队，聚焦领域前沿，高起点、高标准建设一批国内领先、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卓越创新中心。把卓越创新中心作为改革的“试验田”，研究借鉴国际先进科研机构的成功经验，探索新的体制机制和模式，推进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科研院所制度建设，为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

以攻坚克难、自我革新的勇气扎实推进重点难点领域科技体制改革

《决定》强调，“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科学院要按照全会做出的改革部署，突出抓重点难点领域，认真落实党和国家的新要求，积极回应社会和人民的新期待，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深层次问题。

按照《决定》关于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的要求，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关键是推动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决定》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我们要主动适应新形势新要求，自觉坚持科技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导向，积极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进一步探索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按照全会关于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部署，在深化中国科学院院机关改革的同时，统筹提升基础前沿、战略高技术和社会公益技术研究水平，加强市场竞争前沿关键共性核心技术的研发。

按照《决定》关于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的要求，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决定》指出，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发展技术市场，健全技术转移机制，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我们要进一步深化知识产权管理和运营制度改革，破除制约科技成果转移扩散的障碍，加大对企业创新的服务和支持。秉承产业报国、创新为民的理念，紧紧抓住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历史机遇，支持中科院转制研究机构和企业在技术创新中发挥主体作用；同时，依托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人才优势，培育更多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企业，为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作贡献。

按照《决定》关于构建公开透明的国家科研资源管理和项目评价机制的要求，改革科技资源配置和科研经费管理。《决定》强调，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评价成果的机制；整合科技规划和资源，完善政府对基础性、战略性、前沿性科学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的支持机制。我们要积极探索改进科技资源配置方式，加强资源整合和优化配置，加大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力度，健全相应的管理政策与配套措施；同时，开展重大科研项目绩效评价试点，建立符合科研规律、面向目标和结果的绩效评价机制。继续推进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对社会开放，提升科学仪器、文献、数据和信息网络的服务能力和水平，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国家科技资源公共平台。加强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努力提高投入产出效益。

按照《决定》关于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的要求，积极推进院士制度改革。院士制度改革是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我们要按照《决定》对院士制度改革的要求，改进和完善院士增选制度，严格把握标准，保证选举质量，优化增选程序，坚持独立性和学术性，确保公平公正。进一步优化院士队伍的学科布局，扩大中青年人才比例。按照国家统一部署，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动院士退休和退出以及兼职、待遇等方面的制度规范。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

据新华社电日前，多位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2014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将进入深层次领域。据介绍，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讨论制定《关于开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预计今年上半年有望出台。

该意见有望对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的有偿出让、交易方式、收益分配方式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

对于农地入市，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曾表示，一是只有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才能入市；二是要符合规划；三是用途管制。同时，韩长赋在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和完善是下一步我国农业工作的重点。

另外，专家们一致认为，征地制度的改革和加强宅基地管理也是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方面。

对于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专家提出，基本方向和途径将是：第一，加强宅基地管理，严格“一户一宅”和宅基地面积上限控制政策。第二，加强宅基地复垦，严格杜绝宅基地闲置，把闲置宅基地全部复垦为耕地。第三，对农村宅基地进行确权登记颁证，建立完善的宅基地使用权统一登记体系。第四，扩展宅基地使用权权能，通过选择若干地区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使宅基地使用权具备充分的物权权能。

对于土地制度改革，专家们希望在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能有具体的部署。专家表示，当前土地问题十分复杂，牵涉利益相关方太多，而目前的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理论准备不够充分，需要考虑现实政策与法律的平衡。所以只能由中央统一部署，进行周密的政策设计。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提出，国家卫生计生委将争取在2014年出台禁止室内公共场所吸烟的条例，同时也在积极争取通过全国人大立法控制烟草危害。

会上，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宣传司司长毛群安还就社会关注的“单独两孩”、社会抚养费管理等问题答记者问。

□热点1 控烟立法

危害 全国7.4亿人“吸”二手烟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宣传司司长、新闻发言人毛群安指出，中央两办下发《关于领导干部带头遵守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因为国内外的经验都证明社会的重点人群，像公务员、教师等人群吸不吸烟对社会公众的影响非常大。

就烟草和PM2.5哪个对健康影响大的问题，毛群安指出，烟草烟雾根据现在的科学研究，已经确认了有69种致癌物。五六个人每人抽一根烟，屋里PM2.5的含量要比雾霾天严重得多。

现在很多不抽烟的人实际上在吸二手烟，这一影响不比雾霾天小。毛群安说，目前阻碍我国控烟进程最主要的因素是公众对于烟草的危害，特别是对于二手烟、三手烟危害的认知不到位。有数据显示，全国吸烟人数超过3亿，7.4亿非吸烟人群遭受二手烟危害。每年有100多万人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约10万人死于二手烟暴露导致的相关疾病。

国家卫生计生委要争取在2014年出台禁止室内公共场所吸烟条例。

举措 推进国家级公共场所禁烟立法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宣传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姚宏文表示，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也是受烟草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为保护人民群众免受烟草烟雾的危害，卫生计生部门将抓好5项工作：

启动2014年中国烟草控制大众传播活动；配合有关部门推进国家级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立法，积极开展立法调研和法律条文起草，推进我国控烟立法进程；扩大12320热线戒烟试点，推广4008885531戒烟服务专线；制定无烟机关标准，与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和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等部门联合开展创建无烟机关活动；将卫生计生机构全部纳入无烟环境创建，卫生计生系统的领导干部要带头执行禁烟有关规定，公务活动中严禁吸烟。

□热点2 计生政策

2016年是否全面放开二胎？

回应：逐步调整生育政策

2016年是否全面放开二胎？对此，毛群安表示，关于调整生育政策，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实际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单独两孩”的政策，逐步完善调整生育政策，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关于各地推进“单独两孩”的时间表，毛群安表示，各省要将调整方案报国家卫生计生委进行备案，然后通过当地人大批准之后正式实施。

社会抚养费管理有何改变？

回应：启动社会抚养费管理办法修订

毛群安表示，关于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目前国家卫生计生委正在启动社会抚养费管理办法的修订工作，将针对目前在社会抚养费征收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一步进行规范。国家卫生计生委要求各地要严格依法依规来操作。针对各地前一段出现的问题，国家卫生计生委也做出了明确的要求。

国家对大月份引产有何规定？

回应：明令禁止大月份引产

国家规定当中，大月份强制堕胎是非法的，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对于当地的计生委工作人员会有怎样的惩罚？对那些受害者，国家有什么样的措施和政策？

毛群安对此表示，我国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最严格的要求，就是禁止粗暴执法。大月份引产是明令禁止的，但是我们也经常会看到一些媒体报道一些个案。对这些事件，国家卫计委的态度非常明确，要严肃查处，对责任人要依法依纪做出处理。

京华时报记者张然

一问

退休金财政该负担吗

公务员个人该缴部分，财政不应代缴

记者：有人说，我国养老金制度存在碎片化，企业职工和公务员养老双轨制，这不公平。这种说法合理吗？

郑功成：碎片化的制度安排，确实带来了不公平。

我国现行法定养老保险制度，主要有面向职工、农村居民、城镇居民的三大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制度；此外，还有传统的农村五保制度与优抚制度，以及一些地方出现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农民工养老保险等。

这些制度安排，新旧并存、按人群分割，确实存在碎片化现象。这种碎片化突出地表现在企业职工与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之间的双轨制上，它导致了两大群体养老金权益的不平等。

此外，还有一种碎片化，是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迄今还处于地方分散统筹状态。这种碎片化使本来法定的全国统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沦为地区性制度，造成了地区之间的负担畸轻畸重、基金余缺两极分化。

两种碎片化现象均直接损害着制度的公平性与互济性，也使可持续性受到影响，还给劳动力流动带来不便，因而，是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记者：公务员和企业职工的养老待遇落差是怎么形成的？

郑功成：现行制度的不足中，最大的问题是制度欠公平与可持续性弱。

例如，由于改革不同步，致使企业职工与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在养老金缴费与待遇计发方面差距过大，而责任划分不清及政府、企业、个人之间负担比重失衡，则使制度的可持续性难以得到保障。

目前公务员退休金替代率在70%以上，属于偏高，这是单一层次制度安排的结果。企业职工在改革前的退休金替代率也同样偏高。但企业职工实行养老保险改革后，当初设计的“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双层架构并未实现，即企业年金并未普遍建立。

公务员保留了退休金的偏高替代率，企业职工降低了基本养老金替代率又未补上企业年金，两大群体的待遇差距就持续拉大了。

当然，也要看到，我国养老保险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包括革新了传统养老观念、初步确立了责任分担机制、部分实现了制度创新、建立了战略储备基金等，最大的成就是实现了制度的全覆盖。普遍养老金制度目前惠及的老年人口是2.2亿多人，堪称奇迹。

记者：能不能具体分析一下，公务员的退休金，哪些财政该负担，哪些不该负担？

郑功成：我国公务员与事业单位职工退休金采取现收现付财务模式，实行财政供款、预算管理、单位包办、社会化发放（通过银行或邮局），个人不需缴费，退休金待遇参照在岗者工资增长情况调整。

这种财政负担实际包括了三种不同的责任：一是政府作为雇主应承担的责任份额，等同于用人单位为职工参保缴费；二是政府应履行的公共财政责任，等同于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财政补贴；三是承担了个人应承担的缴费份额。

前两部分是政府财政应当承担的责任，第三部分则有违公平正义，因为财政资金不应替代个人为自己养老承担义务。

二问

应该并入企业养老吗

制度实质要一致，但可以单独运行

记者：公务员养老制度的改革方向是什么？有哪些思路？

郑功成：改革的方向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让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与企业职工在统一的制度安排下承担同样的缴费义务、享受平等的养老保险权益。

总体思路应当是通过制度转型、结构优化、责任分担来实现同一代人养老金权益的相对公平。

其中，年轻人应尽快站在同一起点上，即新入职的公职人员与企业职工均应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中年人则宜逐渐并入新制度，或者，也可以通过兑现视同缴费年限，一步到位地参加新制度；而老年人仍享受原制度保障。

记者：应该直接将公务员纳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吗？

郑功成：据我所知，建立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已经纳入深化养老保险改革顶层设计方案，至于是否并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还应根据制度实践和管理及运行效率来确定。如果单独运行更有效率、更少风险，可以选择单独运行。

但无论以何种方式运行，这一制度均须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实质内容保持一致。

记者：公务员养老制度改革，各地有何实践，顺不顺利？

郑功成：可以说，改革并不顺利。

总体而言，各地对公务员养老制度改革的积极性普遍不高，迄今只有深圳等个别地方在试水。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虽早在2008年就选择五省市开展试点，但始终未有实质性进展。

三问

待遇要大幅度降低吗

建立职业年金等，别简单大幅降低待遇

记者：改革不顺利受到了什么阻碍？

郑功成：改革不顺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退休金制的路径依赖深厚，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改革因存在不足而具有负面效应，将机关与事业单位分割推进的改革策略不当，以及迄今为止还未有妥善的改革方案……这些原因里，机关事业单位担心职工群体利益受损无疑是关键因素。

因此，如何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来缓解甚至打消改革对象的后顾之忧，显然是顺利推进改革的重要条件。

必须指出的是，改革旧的退休金制度、建立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完善新型养老保险制度体系绕不开、躲不过的关键环节。

因此，目前既需要改革智慧，更需要改革决心与魄力，而做好顶层设计，并实行全国一盘棋自上而下地推进，显然是必须的举措。

记者：在您看来，公务员养老制度该如何改革？您有什么建议？

郑功成：我的建议其实在2008年组织完成“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报告时，就已向有关方面系统提过了。主要包括十条：

一是让机关事业单位一体联动，而不宜分割推进；二是要通过结构优化来实现制度转型，即以多层次制度安排替代单一层次的退休金，而不是简单地大幅降低待遇，主张同时建立职业年金与年功年金制；三是个人必须承担与企业职工相同的缴费义务；四是建立与企业退休人员一样的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五是建立适宜的管办机制及其与其他养老保险制度的衔接机制；六是在实行年轻人同步起点的同时，制定中老年在岗者的过渡方案；七是采取分级负责制，即根据公职人员的归属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责任；八是由国家支付改革的初始成本，即适当增加一次工资，以消减改革初期带来的阵痛，促使制度平稳转型；九是单独运行，即基于公职人员的稳定性和规避基金贬值风险与保值增值压力，可以单独建账，独立运行；十是全国同步推进，不宜再经漫长试点，因为改革目标与方向都是明确的，不需要再“摸着石头过河”。

制度统一是改革的方向，但是在养老金待遇上不宜搞简单的“一刀切”。以“平均主义”偷换“公平”的概念，将会产生新的不公

关于公务员养老，一些人觉得不公平，主要在两点：制度双轨，待遇偏高。

在养老问题上，确实存在不同的制度设计。公务员是一套制度，企业职工是另一套制度。前者财政出钱，不用自掏腰包；后者财政不出钱，由企业和个人分担。

制度性的不平等，容易造成职业壁垒，阻碍劳动力合理流动，有时甚至加剧社会矛盾。

从长远来看，应当将公务员纳入到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内，和企业职工一样，单位和个人都出点钱，逐步实现制度并轨，体现社会公平。

制度统一是改革的方向，但是在养老金待遇上却不能搞简单的“一刀切”。

公务员是国家公职人员，掌握并行使公共权力。养老待遇差了，队伍可不好带，积极性和清廉度都会受影响。而且，一般来说，能考上公务员的，文化程度也较高，读书时间长、教育投资大。非要让公务员的养老金和蓝领工人水平一样，对寒窗苦读十几载的公务员来说，是否也不公平？

从国外经验和国内香港等地做法来看，公务员的养老金一般也要比从事其他类型经济活动的人口更加优越。

如果要一味拉平公务员与企业职工的退休待遇，以“平均主义”偷换“公平”的概念，将会对公务员产生新的不公。这种忽视职业之间差异的泛公平化做法，最终将不利于国家的整体运行，影响社会治理的效果。

又要体现制度公平，又要体现职业差异，似乎有点矛盾，其实也有办法。我们不妨在基础性养老金之外，设计一种补充养老金，适当拉开公务员与企业职工的差距，体现公务员职业的特殊性。这种补充养老金就是职业年金，通过这一制度，可以实现公务员养老金的相对稳定并维持较高的水平。

当然，相对较高的待遇要与公务员更加清廉的作风、更加高效的工作结合起来，要进一步提高反腐力度、改进公共服务水平。

“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作出的部署。改革公务员养老制度，必须依照国情，在依法依规、适应特点、平稳过渡的总体思路下进行。改革过程中，更要做好新老制度衔接，力求平稳顺利。（商 旸）

“北京6个劳教所均已摘牌。”新年第一个工作日，这则不算新闻的新闻依然为媒体所追逐，其背后饱含的是人们对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极大关注与期许。

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形势下政法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全国政法机关全力推进平安建设、法治建设、队伍建设，稳步实施劳教制度、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户籍制度等老百姓热切期盼的改革，政法工作的亲和力公信力进一步提升。

“登高望远”，建设平安中国

实现中国梦，平安梦是重要保障。党中央对政法工作提出新要求：“把平安中国建设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中来谋划，紧紧围绕‘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把人民群众对平安中国建设的要求作为努力方向……”

在高起点上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的战略大幕由此徐徐拉开。

食品安全、环境污染，无疑既是当下老百姓反映强烈的，也是长远影响民生福祉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政法机关把打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生态环境犯罪作为深化平安建设的抓手，完善了相关法律法规，开展一系列专项打击整治行动。统计显示，2013年1至10月，全国法院受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1159件，1403人服刑；公安机关查处的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近300起，是此前10年立案的总量。

打防结合，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成为政法综治战线创建平安中国新格局的新思路。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如何化解基层矛盾，成为各级政法机关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的必修课。

恶性犯罪案件多发高发势头得到遏制，社会治安持续好转，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进一步提升，一个建设领域更广、人民群众更满意、实效性更强的平安中国正在越来越明显地为人们所感受。

“刮骨疗毒”，整治司法顽疾

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预防和减少执法不公、司法腐败等问题的发生，各级政法机关狠下决心、频出实招。

2013年3月，坐了10年冤狱的张高平、张辉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无罪；5月，二人获得220余万元的国家赔偿。这正是全国政法机关转变观念、坚守防止冤假错案底线的缩影。

避免悲剧重演，致力兑现“绝不冤枉一个好人”的承诺，2013年7月，中央政法委出台首个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就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加强防止和纠正错案机制建设作出明确规定，并要求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

执行难，党政机关拖欠款项执行更难。对此，中央政法委主导开展党政机关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积案等清理整治工作，集中化解了一批历史积案。目前中央政法委着手构建破解执行难的长效机制。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司法突出问题，各级政法机关还严格规范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依法治理久押不决案件。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成为各级政法机关的共识和行动。一年多来，众多社会关注度高的案件庭审微博直播，生效裁判文书全部上网，积极推进检务公开，全面公开执法信息、开展开门评警活动，狱务公开制度化……司法公开、阳光监督，公平正义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呈现。

“铁规禁令”，打造过硬队伍

1月3日，公安部发出通报：内蒙古乌海市乌达消防二中队打新兵事件，已得到依法依纪严肃处理，8名打人者被依法刑拘，16名责任人被依纪追责。

这是政法系统的反腐治贪、正风肃纪的一个典型案例。

2013年8月，上海法官嫖娼事件曝出后，社会哗然，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立即展开调查并对涉案人员严肃处理，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级人民法院整顿作风，严肃纪律，坚决清除队伍中的腐败分子和害群之马。

对于拥有300多万干警、经常同社会阴暗面打交道、手中又握有很大执法司法权的政法队伍来说，“知法犯法”既严重损害政法队伍形象，也严重败坏社会风气。

在思想上设置“警戒线”，措施上筑起“防火墙”，中央政法委态度鲜明：用铁的纪律带出过硬队伍！公安民警“三条纪律”、法官“十个不准”、检察官“八条禁令”，划定了政法干警必须遵守的纪律底线，架起了政法系统正风肃纪的“高压线”。

此外，全国律协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以诚信建设为重点的律师行风建设的意见》，将成立律师行风监督委员会，加强律师行风监督。

从强力反腐治贪，到密集出台“铁规禁令”，政法系统的内部整顿打出了一组标本兼治的“组合拳”，政法机关“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和庸懒散奢、冷硬横推、吃拿卡要等不良风气得到有效遏制。记者 黄庆畅

银行要设立老人专用窗口，80岁以上老人可得高龄津贴，给失能老人护理补贴，老人优先配租配售保障房……24家国字头政府部门昨天联合发文，要求全社会优待老人。到2015年县级以上政府全面建立健全老年人优待政策；到2020年老年人过上更加幸福的小康生活。

昨天，《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人优待工作的意见》出台。优待的基本对象为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意见》从政府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出行、商业服务、文化休闲、维权服务等6个方面制定了多达38条优惠政策。

《意见》鼓励地方建立80周岁以上低收入老年人高龄津贴制度；对经济困难的老年人逐步给予养老服务补贴，对不能自理、经济困难的老年人，根据其失能程度给予护理补贴；照顾符合条件的老年人优先配租配售保障性住房。

银行等金融机构应为老年人办理业务提供便捷服务，设置老年人取款优先窗口，提供导银服务，对有特殊困难、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特需服务或上门服务。鼓励对养老金客户实施减费让利，对异地领取养老金的客户减免手续费。晨报讯(首席记者 崔红)

据香港《南华早报》1日报道，《国务院关于修改〈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的决定》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该办法新增的一条规定，要求拥有海外金融资产、负债的中国居民个人，应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规定申报相关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去年12月29日，中组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而这中间就包括：子女移居国(境)外、从业、个人收入、房产、投资等。《南华早报》称，这些规定显然是针对腐败官员将资产转移海外，以及防止金融资产流失到国外。

对于中组部的这项决定，乌克兰《今日报》2013年12月31日称，这是中共领导人进一步深化反腐的措施。造假者将不会得到提拔，有严重问题者将被开除，甚至送交司法部门调查。日本NHK电视台则报道称，中国在新领导人上台后强调严惩腐败和渎职，但是腐败问题依然存在。

法国《金融地带》杂志网站的文章称，申报个人海外金融资产的目的看来有两个，一是系列反腐措施的一环，目的是控制官员和国企高管海外隐匿资产趋势，避免这些人在情况不妙时自己或让家人卷款外逃；二是对中国国内资金的外流加以控制，中国仍然是外汇管制国家，政府对资金不经过官方正规渠道而从地下途径大量流失的趋势感到不安。文章认为，此举对反腐会起到一些效果。

以往中国审判的贪腐官员有不少都在海外购置房产，法国《费加罗报》报道称，随着去年底更多省部级高官因贪腐指控接受调查，习近平主席力推的反腐浪潮势头不减，2014年初一些反腐制度开始生效，预计会有更多高官东窗事发。【环球时报驻法国、日本特约记者杨明 林梦叶 刘德 柳玉鹏】

又是新的一年，又是新的一天。

对于蓬勃向上、快速发展的中国来说，时间总是走得太急，但在飞逝的光阴中，却留下了奋斗者深深的印记。回望刚刚过去的2013，历史将记住什么？

是太行深处访贫问苦的心心相印，还是嫦娥奔月玉兔凌空的欢呼雀跃；是调结构转方式的扎实推进，还是稳增长惠民生的务实之举；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沉着坚毅，还是履行国际义务、促进和平发展的友谊新篇；是“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果敢行动，还是八项规定抓铁有痕的坚持不懈；是啃硬骨头涉险滩、重点领域改革的纵深推进，还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所焕发出的强大正能量？

这一年，破浪前行的中国，完成了承上启下的历史交接，开始了继往开来的谋篇布局。满怀对民族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对党的责任，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化为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激励着中华儿女迈向新的征程。

这一年，面对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总揽全局，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良好开局；我们锐意创新，用一系列改革举措保持发展活力、积蓄内生动力；我们以转作风推动党的建设迈出新步伐，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进一步增强；我们将公平正义的理念贯穿于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更多人创造着人生出彩的机会。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用自己的汗水，浇筑起通往中国梦的路基。我们的甜与苦，融汇为13亿人满怀信心的共同记忆；我们的愿和盼，凝聚成这个国家迈向明天的强劲动力。

在如此短的时间汇聚如此多的开始，让如此多的变革展现如此大的决心，这是2013年最鲜明的特征。即便是对中国观望和质疑的人们，面对这样的成就、这样的奋斗，也不能不报以钦佩和敬意，对中国的未来抱有热切的期待。历史是一个不断延续的过程，在攻坚克难的中国道路上，改革仍将是2014年最动人心魄的时代强音。循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号角，中国人民在新的一年里，开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进军。

这是一次检验进取意识的进军。世界大势，浩浩荡荡，变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面对逼人的形势，所有的国家都在求新求变、求变求新。千帆竞发、击楫中流，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关键在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竞争优势。新的一年，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我们才能更上层楼。

这是一次考验机遇意识的进军。过去200多年间，我们曾错失赶上时代的大好时机，积弱积贫，备受欺凌。经过几代人浴血奋战和艰苦打拼，今天的中国才重新回到一个较为有利的起点，赢得了相对有利的发展环境。我们仍处在并且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际地位还不算巩固，发展环境也并不平和，竞逐分秒必争，机遇稍纵即逝。新的一年，抓住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不断激发党和国家的生机活力，我们才能乘势而上。

这是一次历练责任意识的进军。从来就没有过一蹴而就的变革，永远都不会有一劳永逸的进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正在展开一场伟大的革命。面对沉疴积弊、激流险滩，迎难而上、背水一战，这是我们这一代人躲不开也不应躲的责任、推不掉也不容推的使命。新的一年，以更大的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我们才能赢得明天。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第一年。万事开头难，知难就不难。没有一往无前的进取意识，没有乘势而上的机遇意识，没有敢于担当的责任意识，昨天的改革不会为今天奠基，今天的改革也难以为明天铺路。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一个新的时间窗口，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拿出众人拾柴的心劲儿，拿出逢山开路的闯劲儿，拿出甩开膀子的干劲儿，拿出抓铁有痕的韧劲儿，拿出勇毅笃行的稳劲儿，破除私心、成全公义，坚定信心、凝聚共识，我们就能把三中全会精神转化成改造现实世界的强大力量，用我们这一代人的不懈努力，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崭新境界。

公元2014年的第一个清晨，眺望新年的第一缕曙光，迎接我们的，也许仍有困难和挑战，但对于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想，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充满信心。“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让我们携手奋斗，造就中国的未来、你我的明天。

日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不断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监督，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

《通知》要求，领导干部要积极主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保证填报内容真实准确。

《通知》明确，领导干部要严格遵守报告纪律。对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报告、不如实报告或隐瞒不报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限期改正、责令作出检查、诫勉谈话、通报批评或者调离岗位、免职等处理；构成违纪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凡不如实填报或隐瞒不报的，一律不得提拔任用、不列入后备干部名单。

《通知》提出，今年起将开展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工作。据了解，抽查核实工作主要是对报告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核实，每年按一定比例开展随机抽查。

中新社北京12月24日电 (记者 蒋涛)23日，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是行诉法实施23年来面临的首次大修。分析指，此举意在破解当前“民告官”困局，从立法层面加强对行政机关监督，力促依法行政。

作为一部“民告官”的法律，行诉法自1990年实施以来，为受到国家行政机关非法侵犯合法权益的公民和法人，提供了法律救济途径。但在实践中，“民告官”面临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造成大量行政纠纷涌入信访渠道。

“行政诉讼面临的‘三难’，最突出的是立案难。”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如是说。数据显示，2010年到2012年，有些省辖区内行政诉讼案件受理率从未超过40%，有地方甚至实行“不受理、不立案、不收材料”的“三不”政策。

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薛刚凌看来，“此次修法一大着力就在破除立案难”，草案在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降低诉讼门槛等多方面作出针对性规定。

如其所言，草案从五方面畅通行政诉讼入口。如首次增加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干预、阻碍法院受理行政案件。被诉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应诉。

同时，草案还强化法院受理程序约束，明确人民法院的相应责任。如规定：起诉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接到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七日内立案，并通知当事人；人民法院不接收起诉状的，当事人可向上级法院投诉，上级法院应责令改正，并对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此次法律修改明确了公正司法、监督行政的原则和宗旨，明确了行政诉讼应有的要义，使其回归法律本位，是这次修改的一个亮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说。

出于多方面考虑，现行行诉法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此次草案将受案范围进一步扩大，将涉及土地等自然资源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官民纠纷纳入受案范围。

北京大学教授姜明安认为，草案扩大受案范围顺应司法改革的总体趋势，进一步列明具体行政行为，可对法院起到指导作用，避免出现某些法院以“法未规定”为由拒绝立案的情况。

“‘十八大’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然而现实中却存在老百姓‘信访不信法’的现象，这说明目前存在靠人治而非法治解决问题的思维。”姜明安说，这既有“民告官”立案难，也有地方行政干预等导致审理难、执行难的问题。

现行行诉法规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行政案件。多位专家认为，这一定程度上造成地方行政机关对司法审判的干预。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据此，草案将异地管辖纳入，以减少行政机关干预审判。

“这一修改能够最大避开地方行政力量的干扰，对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行政审判权具有重要意义。”姜明安指出，长远来看仅有异地管辖不能完全解决地方干预司法的问题，还要整体推进司法改革，保障司法独立。

同时在破解执行难方面，草案亦增加规定：拒不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社会影响恶劣的，可以对该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拘留。将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的情况予以公告。

姜明安认为，“公告”和“拘留”两项规定一旦实施，会对相关“一把手”形成强大震慑，“成为悬在他们头上的一条鞭子”。但他同时也强调，拘留涉及公民人身自由，必须慎重适用，因此仅限于“社会影响恶劣的”情形也属适当。

“当然，行诉法修改并非引导公民与行政机关对立。”薛刚凌说，此次修法既是要充分救济相对人，也是为保障公法秩序，通过审判实践活动来保证行政机关合法充分的行使行政权，及时纠正具体的行政违法行为，起到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目的。(完)

中新网北京12月24日电 题：年终策划：引领中国新一轮经济改革 上海自贸区摸索中提速

作者 王安宁

尽管挂牌运行仅三个月，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上海自贸区作为2013年中国经济关键词的含金量。作为中国大陆设立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试验田，这片不到30平方公里的土地聚焦了国内外的目光，一举一动皆成文章。

不要政策要改革 打造制度创新高地

有关上海自贸区，有一个流传很广的细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今年初在上海调研时，曾反复追问上海市长杨雄，上海是不是要改革？杨雄态度坚决地回答：“我们没要政策，我们要改革。”

也正是在这次调研期间，李克强提出，鼓励支持上海研究试点先行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园区试验区，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

改革意味着不可能“皆大欢喜”，意味着不仅需要浅犁更需深耕。有媒体刊文指出，若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视为一盘大棋，自贸区建设无疑是这盘棋的“棋眼”。

自3月李克强总理表态之后，5月，浦东自由贸易区试点方案上报中央；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9月27日，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正式公布；29日上海自贸区挂牌。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最初设计上海自贸区这个学术论证和政府层面论证的时候是“两条腿”走路，既谈到了制度创新，也希望能够从中央获得一些政策的优惠。但是到了国务院层面之后，高层领导最后拍板就只强调制度层次，就不能够再走老路，不能够使上海自贸区成为一个优惠政策的洼地，而是应该把它变成制度创新的高地来实施。

然而，很多商人似乎等不及弄懂自贸区到底是什么，他们对自贸区的浓厚兴趣迅速转换为注册的火爆。据报道，三个月间，企业的注册预约号码一度被“黄牛”炒到三四百元，直到新规出台，才大为收敛。不少注册者甚至没有想好注册了公司之后要做什么，“总觉得是个机会”。

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戴海波介绍，截至11月底，工商部门已办结新设企业1733家，其中外资新设企业58家，内资1675家。内资注册资本近400亿元，平均每家注册资本超过2300万元。新设企业中，贸易类和服务类分别占比66%和26%。

“想靠优惠政策来获得发展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设计参与者、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王新奎提醒企业，上海自贸区并非像以前那样的“给一些优惠政策的特殊监管区域”，也不是一个金融特区，而是“试验符合国际标准的投资准入体制的地方”。如果一味只想着要特殊优惠，要特殊政策，不打破固有思维框架，很难抓住自贸区真正的机遇获得发展。

金融、投资强势突围 先行先试建改革范本

12月初，央行发布支持上海自贸区的30条指导意见，涉及金融改革和创新的多个领域，包括创新有利于风险管理的账户体系、探索投融资汇兑便利化、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以及深化外汇管理改革等，其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仍是“开放”，“将话语权归还市场”。

“本次尺度最大的政策，是允许试验区内个人在区内获得的收入可向境外进行包括证券投资在内的各种投资，这意味着区内个人可不再受到QDII限制而自行进行。”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表示。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陈炳才认为，央行公布的30条指导意见为上海自贸区勾勒了未来金融改革的愿景，体现了大胆改革的精神。不过，这只是一个指导意见，而不是实施操作细则，不少政策的落实需要具体操作政策的出台。在合适时机上海的思路将会被推广和复制。

“可复制、可推广”是上海自贸区被提及最多的重要使命。9月底，中国首份负面清单在上海自贸区揭开面纱。负面清单，相当于投资领域的“黑名单”，列明了企业不能投资的领域和产业，可以有效规避正面清单所带来的政府权力寻租空间。以 “负面清单”为核心的投资管理模式创新正是自贸区制度创新的最大亮点之一。

对于这份清单，舆论在肯定之余也颇有微词，现行的2013版清单过长、“限制款多”的质疑不断。对此，戴海波坦承，在负面清单的制定上，“我们是小学生”。

目前，上海市正就自贸区2014版“负面清单”征求各方意见。上海市副市长、上海自贸区管委会主任艾宝俊表示：“负面清单还有改进空间。2013版负面清单参照我国的国民经济分类，下一步可考虑借鉴国际经验，完善分类方法。同时，现有清单内的190项管理措施也有缩短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在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有7个方面10多处具体改革要求与自贸区建设密切相关，这表明自贸区是一项国家战略。”艾宝俊说，今年上海自贸区提出了98项改革措施，包括制度创新、服务业开放、功能拓展和制度保障等内容。上海将以“可复制、可推广”为目标，着力推进改革试验，努力完成好中央交给上海的重要任务。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正是中国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重构的新趋势所采取的‘以开放促改革’的重大举措。其目标是可复制的、先行先试的改革试验区。”王新奎进一步指出，具体而言，试验区的目标重点在于三方面，一是扩大服务部门的对外开放，为中国适应全球创新链和产业链提供窗口和前进基地；二是以国际高标准为标准，改革外商投资准入管理体制，进而为国家整体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提供可供复制的经验；三是探索改善营商环境和提高投资和贸易的便利化程度。

八个区域力争“下一个” 审核未设时间表

2014年将是上海自贸区的突破之年。谁会是“下一个”，一直是外界关心的话题。有报道指出，随着三中全会决定，全国改革将陆续起步，而且不排除还要再放开一批自由贸易实验园区，形成大范围的改革开放趋势。

12月13日，青岛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山东省政府已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试点建设青岛贸易自由港区的请示》。青岛自贸区拟定以前往保税港区为贸易便利化改革试点区域，争取自贸区相关政策。

此前，天津滨海新区东疆港自由贸易园区一直被认为最有希望成为“下一个”，“积极建设自由贸易实验区”被列入天津滨海新区2014年重点工作。广东粤港澳自贸区、厦门对台自由贸易园区、浙江舟山新区自贸区也都跃跃欲试，定位各有不同。厦门注重对台贸易、广东打出粤港澳合作牌、舟山新区则强调其海洋经济特色。

据瞭望智库的消息显示，截至11月中旬，各地已在商务部备案的自贸区由10月份的6个增至8个，分别是天津东疆、浙江舟山、福建平潭、山东青岛、河北曹妃甸、重庆两江新区、辽宁大连，以及广东南沙、前海和横琴。

有报道称，第二批自贸区会签审核将于年底启动，明年五六月份有望正式落地。对此，商务部研究院院长霍建国表示，按照“成熟一个推动一个”的原则，要进一步放开一些自贸区，但是目前应该还没有具体的时间表，关键是看条件是否成熟。(完)

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访中央纪委研究室负责人

在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和反腐败体制方面，明确“两个责任”，即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实现“两个为主”，即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做到“两个全覆盖”，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全面派驻纪检机构，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

日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第十部分就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作出了新的部署，中央纪委研究室主任李雪勤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对此进行了解读。

问：《决定》为何专门论述“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答：强化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体系，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一直强调的重大政治任务。我国的权力制约监督体系，建立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之上，由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所决定，具有决策效率高、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着眼于长期发展、立足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等独特优势，总体上符合我国国情，能够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但也要看到，这个权力制约监督体系在一些方面还存在不相适应、不够完善的地方。主要的问题是，权力配置还不尽科学，相互制约和协调的原则落实还不够，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之间还没有完全形成相互制约；权力往往过分集中于主要领导干部手中，这样既容易导致决策失误，也容易导致腐败产生；权力运行过程尚不够公开透明，对权力的监督仍不够有力。

因此，一方面，既要保证和发扬决策效率高、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等优势，另一方面，又要着力防止权力滥用、避免决策失误和出现腐败问题，这是我们的领导体制和决策机制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要努力实现的目标，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问：如何实现权力的制约、监督和公开？

答：全会决定提出，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这里指出了实现建设廉洁政治的目标，主要是通过健全权力运行体系以及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两个体系”的路径来实现。

在权力制约方面，全会决定指出，要规范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职责权限，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和职能，明确职责定位和工作任务。一是要吸收近几年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的经验，按照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原则，进一步明确各级党政主要领导职责权限，合理划分、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其内设机构的权力和职能，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二是要按照不同性质的权力由不同部门行使的原则，使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对直接掌管人财物等高风险部门和岗位的权力进行限制，压缩和规范各种权力的自由裁量空间，从而降低权力失控乃至腐败发生的几率。三是要按照同一件事情或同一类任务由一个部门负责的原则，加大机构和职责整合力度，最大限度地解决部门众多、职责分散和交叉扯皮问题。

在权力监督方面，全会决定指出，要加强和改进对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加强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当前，尤其要更好发挥互联网在公开和监督方面的积极作用。

在权力公开方面，全会决定指出，要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完善党务、政务、司法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推进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切实做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问：如何加强和改进对一把手的制约和监督？

答：三中全会决定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对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这抓住了防治权力腐败的重点。这些年，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腐败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主要领导干部，有的还是高级干部。据统计，在所有受纪律处分的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干部中，一把手的比例占总数1/3以上；在厅局级以上干部中一把手的比例更高。这说明，对一把手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

从不少地方和部门的做法和经验看，加强和改进对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应当从这样几个方面入手：一是规范主要领导干部的职责权限，按照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原则进行分工，按决策、执行、监督要求分解权力，形成领导班子成员内部相互制约和协调的权力运行闭环系统。二是健全施政行为公开制度，推进主要领导干部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力争隐性权力显性化、显性权力规范化。三是探索完善主要领导向党委或纪委全委会述职述廉，以及上级党委或纪委常委成员同下级主要领导干部谈话制度。四是加强巡视监督，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不断增强巡视监督的威慑力和实效性。五是加强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把行政监察渗透到行政管理的各个环节和层面，强化对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六是健全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法律监督机制，更好发挥互联网监督作用。七是要坚决查办在主要领导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只要涉及腐败，都要一查到底，没有例外。

问：《决定》在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和完善反腐败体制机制方面有哪些具体创新？

答：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完善反腐败体制机制的重大部署。这次改革的核心内容，主要体现在“五个强化”：

一是强化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统一领导。主要通过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和完善各级反腐败协调小组职能等来体现。

二是强化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明确要求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同时要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以保证责任追究到位，体现了权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的权责对等思想。

三是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主要是体现在“两个为主”，即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这样做，使十二大党章规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成为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的可操作的规定。

四是强化派驻监督和巡视监督。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全面派驻纪检机构，并实行统一名称、统一管理；派驻机构对派出机关负责，履行监督职责。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这两个“全覆盖”，体现了所有权力都必须受到制约和监督的思想。

五是强化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主要是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为核心，包括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任职回避等方面的法规制度体系，使反腐倡廉有法可依，体现了必须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的思想。

问：如何实现作风建设常态化？

答：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抓作风建设，必须坚持经常抓、长期抓，做到善始善终、善做善成，确保作风建设成为一种常态、一种习惯、一种文化。当前，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关键是围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和建设。具体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健全领导干部带头改进作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机制，完善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制度。二是改革会议公文制度，着力改进会风文风。三是健全严格公开的财务预算、核准和审计制度，着力控制“三公”经费支出和楼堂馆所建设。四是完善选人用人专项检查和责任追究制度。要进一步严明组织人事纪律，健全干部选拔任用监督机制，实行选人用人违纪问题专项检查制度，着力纠正跑官要官等不正之风，坚决查处买官卖官的腐败案件。五是改革政绩考核机制，着力解决“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

问：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党委和纪委的责任如何落实？

答：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是反腐倡廉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制度。这些年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远没有落实到位。我们经常听到某个行政首长因为重大安全事故被追究责任，但很少听说有哪个地方的党委书记或者纪委书记，因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不力而被追究责任的。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各级党委必须切实担负起全面领导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主体责任。各级领导班子要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全面领导责任，班子主要负责人要认真履行好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班子其他成员要根据工作分工，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起领导责任，切实做到“一岗双责”。如果发现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有失职等责任问题，就要采取倒查的办法予以追究，绝不能以集体名义敷衍了事。

各级纪委作为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必须认真行使监督权，切实履行好监督责任。要在党委领导下积极开展对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执行情况的检查考核，并把检查考核结果作为对领导班子总体评价和领导干部业绩评定、奖励惩处、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如果纪委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有问题不报告、不反映，敷衍塞责、不抓不管，造成不良后果和恶劣影响的，同样要依照规定，该组织处理就组织处理，该纪律处分就纪律处分。

总之，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关键就在于追究。没有追究，责任制就是一句空话，责任制的实效性和权威性也就无从谈起。记者 姜 洁

我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35个春秋，35年来取得的最主要成果就是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回顾总结改革开放35周年，最根本的是要充分认识走中国道路的必然性、科学性和优越性，树立全民族高度的道路自信和改革自觉，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使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

中国道路走得对不对？要从历史发展中求证，搞清楚它是怎么开创、怎么走到今天的，弄明白为什么它是我们自主探索、自主选择的正确道路

中国道路是怎么来的？其源头可以上溯到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其探索贯穿近代以来的整个历史过程。170多年前，鸦片战争的炮火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侵略和凌辱，震醒了停滞和封闭中的大清帝国，使“天朝上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赶上时代潮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成为中华民族特别是其先进分子必须作出回答的历史课题。

从大历史的视角审视，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被迫卷入近代世界，并由此开始了艰苦追寻现代化的过程。这是一个一直将延续到本世纪中叶的持续约200年的长过程。这个长过程大体可分为两个100年的时间段：第一个100年，从近代史开端到新中国成立；第二个100年，从1949年到2049年。之所以作如此划分，是因为这两个100年分别与中国道路的两个关键词：“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

第一个100年，是以“社会主义”为指向、为归依的百年求索。面对山河破碎、民生凋敝，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在苦难中觉醒和奋起，发出了“振兴中华”的集体呐喊。中国走什么路、朝什么方向发展，才能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围绕这个根本问题，无数志士仁人进行了前赴后继的艰难探索。在中国历史的大舞台上，多种主义和主张都出场了，也都破灭了；多种道路和方式都探索了，也都碰壁了；多种组织和政党都登台了，也都退出了。历史表明，什么君主立宪制、多党制、总统制，结果都行不通。正是通过反复比较和总结，中国人民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正是我们党带领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斗，战胜内外敌人，才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创造了根本前提。

第二个100年，是社会主义找到“中国特色”、彰显“中国特色”的百年雄起。这个过程我们已走过60多年，包括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一个是改革开放前近30年，一个是改革开放后30多年。前一个阶段，实践过程历经坎坷，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甚至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内乱，使我国对社会主义的探索遭受严重挫折，但我们仍然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和制度成果。后一个阶段，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改革开放。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开启了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孕育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一系列伟大创造。35年来，我们党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经过几代人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制定实施了一整套指导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成功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35年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新中国成立60多年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道路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中国道路走得对不对？要从实践效果去求证，搞清楚这条道路收获了什么、成就了什么，弄明白为何它是显示出巨大比较优势和制度优势的成功之路

中国道路走得对不对，实践是最好的裁判，是最硬的标准。35年来，中国道路交出了一份靓丽的“成绩单”：实现了中国的历史性巨变，学者们称之为“当今时代最为重大的事件”，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是“难以想象”、“超越想象”。

一是创造了“中国奇迹”，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跨越。所谓“中国奇迹”，是国际经济学界的评价。那么它“奇”在哪里呢？“奇”在经济增长之快、延续时间之长、惠及面之宽、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之大，都前所未有。像中国这样一个10多亿人口的大国，国内生产总值连续35年保持年均增长9.8%，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十跃居第二，这在世界经济史上是没有过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不到200美元，是当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水平的1/3，到2012年已超过6000美元，使数亿人得以脱贫。还“奇”在中国的发展进步是全方位的，体现在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体制环境到社会结构等各领域各方面，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二是彰显了“中国优势”，显示了中国独特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比较才能分出高低、判明优劣。我们说中国道路走得对，就在于我们有底气与前后左右比、与其他国家比。当今世界200多个国家，绝大多数都搞资本主义，但真正很发达、富裕的也就是那么一二十个国家。我们有信心与任何发展中国家比，比如我们的邻居印度。中印独立时间、发展起点都差不多，经过60多年发展，是不是像西方媒体“鼓噪”的那样印度将超过中国呢？世界银行2010年公布了一组数据，说中印之间的差距可以用2、4、6、10、20和不可比来形容。所谓“2、4、6、10、20”，就是说在从粮食产量到经济规模、外贸总量、发电量，从外汇储备、钢产量、电视机数量到吸引外资数量，以及在吸引境外游客数量方面，中国分别是印度的2倍、4倍、6倍、10倍和20倍；而“不可比”，就是在高铁、高速公路、奥运奖牌数、妇女地位等方面，两个国家没有可比性，中国不知比印度好多少倍。这向人们说明，曾经具有相似国情、相近发展水平的国家，由于走不同的发展道路，其结果大为不同。我们也有信心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比。应当承认中国与美国还有不小差距，但要看到两国发展起点和条件很不一样，美国是经过200多年发展才有今天的局面。比如，美国曾大肆对外扩张掠夺，其最初13个州总面积只有现在的1/10，后来夺取了近7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对美国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再比如奴隶贸易，1500年到1800年，约有1200万黑奴从非洲运到美国，到1750年美国殖民地人口中几乎有1/4是黑人奴隶。曾经从事贩奴生意的著名牧师约翰·牛顿说过：“美国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就，其中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通过残酷榨取黑人身上每一滴血汗所得来的。”中国在这方面没法也不会与它比。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才短短35年，就已大大拉近了与美国的差距，虽然人均收入水平还相差不少，但经济总量赶上和超过美国再也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事情。特别是缘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看得愈加清楚。而中国与西方在发展形势上的一好一坏，恰恰形成鲜明对比。它也向人们表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果坚持走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是完全可能跨越与发达国家之间“发展鸿沟”的。

三是激发了“中国想象”，增强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现代化道路的信心。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激发了世界上有识之士对中国的重新打量，对中国成功背后的制度原因和理论支撑的探寻，关于“北京共识”、“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等的议论和研究逐渐增多。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认识到，每个国家都应当而且完全可能找到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模式。正如印度总理辛格前不久在中央党校演讲中所说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及其瞩目成就，激励了所有发展中国家”。有些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理念具有世界意义，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多样化发展，“激发了世界关于制度的丰富想象”。

中国道路走得对不对？要用改革的思维去求证，搞清楚它面对什么问题挑战、怎样攻坚克难，弄明白为何它是我们最具信心、最应坚守的必由之路

人们评价中国道路，既会看已经取得的成就，又会与面对的突出问题联系起来。那么，应该怎么看待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用不同的视角和框架来分析，结论必然大为不同。如果用改革的思维来分析，用改革的办法来应对，就会看到我们面临的问题只是“成长的烦恼”，是推进国家发展进步的新契机，从而增强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继续走好中国道路的信心。

第一，改革本身是由问题倒逼产生，又是在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的。35年前，由于“左”的长期影响特别是“文革”十年内乱，我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人民生活普遍比较困难。正是决心化解严峻局势、打开一条发展新路，我们党才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选择。从那时以来，改革在破解一个个问题中逐步“杀出一条血路”，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国有企业改革到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其他各领域体制改革，在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中，我们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回顾这35年，我们党始终坚持用改革的思路和办法，有效解决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才把党和国家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才取得今天这样举世瞩目的成就。

第二，改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随着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和变化，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会出现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环节。这种“不相适应”，体现为社会生活中方方面面的矛盾和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甚至几百年走过的路程，各种矛盾和问题更加集中地呈现出来。老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不断涌现。1993年，邓小平同志就曾深刻指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这些“发展中的问题”和“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都是“不相适应”的表现。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同时，通过深化改革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不断发展完善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进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社会基本矛盾总是不断发展的，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也需要不断进行下去，所以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现代化建设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改革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是我们与时俱进、赶上时代的必由之路。

第三，改革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关键一招”，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攻坚克难的战略抉择。以党的十八大为标志，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阶段。我们已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对的问题和困难极为艰巨复杂。在这样一个攻坚期和深水区，我国怎样才能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对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十分清醒，他们给出的“关键一招”，就是“全面深化改革”。我们可以看到，十八大之后这一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鲜明地举起改革的大旗，表明坚定推进改革的决心，坚持用改革的办法攻坚克难。习近平同志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刚刚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作出了总部署，勾画了到2020年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全会研究部署改革的力度、广度、深度，改革措施之多、政策之实、影响之大，都是空前的，不仅得到社会各方面的高度认同，也赢得国际舆论的高度赞赏。国外媒体评论说，中国推出了“最具雄心的改革”，是“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经济与社会改革”，预测“中国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将“带来影响广泛的全球经济变革”。

道路决定命运，道路改变命运。“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只要我们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中国号”巨轮必将破浪前行，把民族复兴的百年梦想逐步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