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两会代表委员们围绕着审议大会相关报告认真履职。无论是大会发言还是分组审议或是接受媒体采访，“民生”都是他们心之所系，也是他们建言献策的重点领域。

那么，代表委员们又聚焦哪些民生问题进行热议了呢？

——择校“条子”现象少了吗？

3月9日，记者就此采访了4位来京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代表，他们或为名校校长、或者曾经担任过名校校长，就上学递“条子”问题进行了调查了解。

2014年初，教育部印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点大城市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通知》，要求19个重点大城市到2015年实行划片就近入学政策。

一年过去了，教育部的通知挡住多少“条子”？挡住了“条子”离实现教育公平还有多远？

从记者了解的情况来看，情况不容乐观——几个月前刚刚卸任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的全国人大代表李桢说：“一些名校校长少不了面对一些托人情、找关系、递条子的时候。这些条子确实让校长们很挠头。”另外一名知名小学校长人大代表告诉记者，除电话之外，“也会收到很多择校请托的条子，全部都是各级领导干部递来的”。

不过，几位代表都认为，挡住“条子”容易，但解决教育资源分布不均不可能一蹴而就。

一位代表告诉记者，教育公平之路任重道远，而教育改革也需要其他领域的改革配套，“当前一些教育不公平其实是出生地的不公平，你出生的家庭决定了你能接受什么样的教育。你的家庭、你的父母就是你的资源。哪怕在同一个地方，你的家庭不同，也可能意味着你享受资源多还是少……”

——收入分配改革提速，你的“钱袋子”会怎样？

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千家万户的“钱袋子”。2015年是“十二五”收官之年——央企薪酬制度改革尘埃落定，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改革推进在即。在收费分配改革提速的当前，占劳动者主体的非国企和体制外人员的“钱袋子”又会怎样呢？

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年)明确，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这个目标预计是能顺利完成的。”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人力社保厅厅长吴顺江说，关键是如何按照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完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

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年)明确，形成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这个目标能否完成？其实，国企和体制内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说了算，目前还不能说已经建立。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延边州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金硕仁坦陈，目前三方协商的工资调整机制还在起步阶段，三方中的劳动者话语权比较弱的状况还是没有得到好转。一旦发生纠纷，最终利益受到损失最大的往往还是劳动者。

——中国“创客”还要闯几关？

“创客”，一个风风火火“闯”入政府工作报告的新名词，如今正“声名鹊起”。这样一个小众群体，却被寄予厚望，作为带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尖兵之一。

然而，在代表委员们看来，“创客”在中国生存和发展至少还得过三关——“生死”关、“环境”关和“名利”关。

“创客”看上去很美，但当起来并不轻松——大部分人如果创业，是注定要失败的。目前国内青年初次创业成功率不足10%，而创客们的创业成功率则可能更低。

代表委员们说，呵护创客情怀要从校园开始。“很多有创意的孩子，经常是学习成绩中等甚至不太好的。”俞敏洪委员说，从小学开始，就要加入创意课程，特别要改变“寻找标准答案”的教学模式，锻炼孩子们的思考能力。

梦想与迷惘同在，孤独与欢乐并存。中国创客在坚守，在跋涉。

——网购假货第三方平台要负责 电子商务立法正在推进

针对公众关心的网购假货问题，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张茅9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说，网络交易不是法外之地，第三方交易平台要对网店切实负起责任，加强自律和内部监管。

“我们日常消费中有10%是通过网购来的，网购确实方便了消费者，促进了消费。我本人也网购。”张茅说，但网购同时也存在夸大宣传、假冒产品较多、商品退货较难等问题。

他表示，要加快法治建设，正积极推进电子商务立法。同时，要完善监管方式，也要和电商、互联网企业更好地沟通，既听取他们的意见，也要求他们进行自律。

“互联网交易平台要担负起重要责任，网络交易要按照法律和规矩来办，要讲诚信、讲信用，维护消费者权益。”张茅说，促进网络购物发展，必须规范。在规范中，必须加强政府和企业的沟通与合作。

张茅说，必须增加企业违法成本。让卖假货的企业无法经营，甚至被罚得倾家荡产，我们的市场秩序才能有根本好转，假冒伪劣产品才能逐步消失，侵犯知识产权现象才能减少。

中国将2015年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至“7%左右”引发部分海外舆论担忧，但专家表示中国经济增速的这种“七”上“八”下“一点也不可怕”，而且对中国经济健康发展是好事。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知名经济专家谭亚玲9日表示：“虽然GDP增速下来了，但是总量和人均GDP都上去了。”

自2010年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节节下滑，2012年第二季度增速跌破8%后一直在8%以下徘徊，2014年全年增长7.4%，增长进入了“新常态”。

谭亚玲认为，判断经济发展不应仅看发展速度一个指标。

中国经济在总量和人均GDP上都在持续增长。据国家统计局最终核实数据，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为51.9万亿元，而2014年经济总量超63万亿元。2012年中国人均GDP为6100美元，而2014年已达7485美元。

她表示，如果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与世界不均等的话，风险将加大，过快的增长会带来一些泡沫和隐患。而且“我们现在面临的屏障是怎么使自己的发展变成一个质量型、技术型的发展。”

谈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谭亚玲表示传统产业仍有巨大潜力可挖。“中国虽然是制造业大国，但缺乏制造业品牌。制造业大国如果能转变成制造业品牌将激发更大发展潜力。”

无独有偶，全国政协委员、知名经济学者林毅夫日前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经济专题”讲座中也认为：“中国从2008年起有20年年均增长8%的潜力。”

但是，林毅夫表示这个表述不能“断章取义”甚至“断字取义”－－不能漏掉“潜力”字眼，也不宜忽略“2008年起”。

他说，未来增长的决定因素在于要素投入的增加－－特别是资本要素，技术进步，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制度的完善。

短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仍然丰富。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在产业升级、基础设施、环境工程和城市化等方面投资回报率高的项目仍然很多。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投资资源相对丰富。政府的财政状况好，包括地方投资平台在内的政府负债只占GDP的40%，外资储备多，且中国民间的储蓄高。

为了例证中国的后发优势，林毅夫拿一组数据做了对比。据他研究，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美国的21%。这相当于日本1951年、新加坡1967年、中国台湾1975年、韩国1977年的水平。上述东亚经济体在那个发展水平上分别维持了20年年均9.2%，8.6%，8.3%和7.6%的增长速度。

林毅夫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增长的模式和其他东亚经济体相同。“中国从2008年起有20年年均增长8%的潜力。”

这个潜力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如果能有效地挖掘出来，他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至少达到美国的50%，而由于中国人口大致是美国的四倍，届时，中国经济规模可为美国的两倍。

他说，中国的改革发展的许多现象不能用现有的主流理论来解释，这也是为什么外国主流经济学界对中国的改革发展的预测一再错误，“中国崩溃论”、“唱衰中国”等论调一再破产的原因。

中国调低增长预期是为了更好的增长质量。正如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经济增长预期7%左右，考虑了需要和可能，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衔接，与经济总量扩大和结构升级的要求相适应，符合发展规律，符合客观实际。以这样的速度保持较长时间发展，实现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就会更加雄厚。”

林毅夫同时表示，“潜力”并不意味着实际增长。中国经济还面临着国际、国内诸多挑战。

据他判断，外部的不利因素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有可能陷入迷失的10年甚至20年，中国在发展中还会面临地缘政治的挑战以及国际治理的重构。

内部可能阻挠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主要有腐败、收入差距和城乡差距、资源与环境方面的挑战，此外，教育、技术和创新能力以及法律和体制方面的原因也可能拖经济发展的后腿。

然而，通观全局，林毅夫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感到乐观，认为中国人有智慧解决发展中的难题。 (记者 王洪江)

中新社北京3月9日电 (记者 曾鼐)“如果不取消现行的博士后管理机构，我对任何回答，都不满意”。去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周其凤等人，曾建议改革博士后制度，对政府给出的答复，周其凤如此说。

两年前卸任北大校长的周其凤，是中国著名化学家，也是中科院院士。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实施博士后制，在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培养高级科技人才。

但在周其凤眼中，“政府管博士后”的做法，“已不适应科技创新的需要”：耗费太多精力在评审等环节，而非创新研究上；评优、任职资格认定等做法，不利于宽松的环境下做研究……

“不是要求取消博士后，但政府必须要放开管理权”，他对记者说。

他认为，政府并不清楚具体研究项目的需要，博士后工作站的人数、待遇等细则，应该让高校等有自主权，而放权企业自主招收博士后，还能促进就业。

“博士后管理的定位，也很有问题”，周其凤说。他称，博士后是一段研究工作经历，但不是正式职业，把博士后当成一种学位，“很荒唐”。?

谈起中西教育，他坦言，中国在科技等方面，落后一些发达国家，教育体制也存在问题，但强调“中国的教育并不差”。

“中国的进步发展，靠的是谁？不能说没有海外的贡献，但主体还是中国自己培养的人才”，他说。?

一辈子从事教育工作的周其凤认为，美国教育的精华值得中国学习，但中美文化差异大，美国教育体系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也存在照顾校友、照顾赞助人等潜规则；而中国传统教育中，提倡孝悌、谦恭、友爱等值得传承。

“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盲目崇拜”，他说。(完)

中新社北京3月9日电 (记者石龙洪)全国政协常委、香港特区政府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9日在北京认为，将中国历史重新纳入香港学校必修课虽有难度，但“是必要的”。

香港青少年对国家、国情的认知问题，成为近期各界高度关注的议题，也屡屡成为全国两会港区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

9日，在港区委员小组讨论会上，唐英年分享了两个有关香港青少年工作的事例。

2008年，北京奥运会马术类比赛在香港举办。期间，赛会招募了许多香港年轻人做义工。“那些年轻人生机勃勃，很愿意为奥运会，为国家服务，他们当之为一种荣誉”。唐英年说。

唐英年认为，他们的感受也将辐射、影响其家人和周边的朋友，一起增进对国家的认同感。

唐英年再举汶川地震一例。2008年，汶川地震后，港人与内地人同悲，纷纷慷慨解囊，捐助灾区。

时任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长的唐英年向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提出，希望组织一些香港学生到灾区看看救灾情况。刘奇葆当即表示全面支持。

香港特区政府随后组织数百学生到四川灾区，观察国家如何把资源投入救灾，看灾区如何从废墟到建成板房，从救治到受灾群众康复，从学校停课到孩子恢复上学，直至建设楼房等灾后重建全过程。

“年轻人把救灾全过程看了一遍，他们非常感动，才清楚什么是‘以人为本’，是在关键时刻，真真正正为社会，为人民做事。”唐英年说。

唐英年认为，经过具体的交流和观察，香港年轻人可以更加了解内地和国家。通过他们可以辐射更多人，“年轻人的工作要一点点做，努力去争取他们”。

唐英年指出，增进香港年轻人对国家的了解，教育很重要，要从小抓起，但不是要硬性灌输，而是要让他们清楚了解国家发展过程和历史。

“我认为特区政府做错一件事，就是取消中国历史作为必修课”，“要是一国人民对国家历史都没有全面的认识，怎能要求他去爱国”。唐英年提高声调，发出感慨。

“我们用通识课取代中国历史必修课，十年后再反思，我认为是错的”。曾任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的唐英年说。

他建议将中国历史重新纳入必修课，虽然有难度，但他强调此举“是必要的”。

唐英年亦多次强调，内地与香港均要加强对“一国两制”的认知。如港人在内地投资、置业等方面，常被比照“外国人”。

唐英年认为，在“一国”之下，两地关系到了成熟阶段，应考虑香港在投资、居住、养老、探亲等方面的国民待遇。

“这对国家深化改革开放，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以及对香港人心回归都有积极作用”。唐英年说。(完)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展智慧城市，要保护和传承历史、地域文化。全国两会期间，传统村落保护话题引起代表委员们的强烈关注。

吊脚楼人去楼空怎么办？民族特色老建筑能不能装上铝合金门窗？古村落旅游开发热潮蕴藏哪些风险？地方官员在保卫“乡愁”的过程中如何作为？这些，成为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

古老村落面临现代文明冲击

黔东南州黎平县地扪村保存着延续700余年的侗族建筑，其侗族干栏式木构民居与地貌、山水融为一体，极具民族特色。然而，记者近日在地扪村看到，村中“插花”一般出现了不少砖石结构的新房子。老支书吴胜华说，目前全村已有100多户人家提出或已盖了青砖白瓦的楼房。

“古村落大都位置偏远、交通闭塞，发展相对落后，一些古老建筑、自然风光、传统习俗才得以留存和传承。”贵州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主任陈顺祥说，现在工业化、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的速度很快，如果再不保护，过个三五年，这些古村落可能就被拆完了。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伟江乡布弄村党支部书记蒋锦坤说，随着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推进，许多自然村寨的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乡间的石板路被水泥覆盖，农民住进了楼房，曾经的吊脚楼越来越少，家乡特色正在一点一点消失。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黔东南州州长廖飞说，当前传统村落保护呈现“三难”状态：一是在强化保护和合理开发方面，难以精准拿捏。比如一些地方的古村落旅游开发常常面临过度商业化的指责。二是在传承特色和现代融合方面，难以完美结合。比如吊脚楼、木房子等，很多专家觉得要保护，但群众有小康生活需求，改造愿望强烈。三是在文化遗产和文化产业方面，难以深度嫁接。村落不是“死”的东西，还承载着风貌、建筑、庆典、手工艺等一系列“活”的东西，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和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往往面临矛盾。

警惕“建设性破坏”“旅游性破坏”

乡村旅游开发日渐热络、古镇古村的改造四处开花……近年来，随着政府有形之手和商业资本的介入，一方面带动了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再造，另一方面也引发了过度商业开发、利益分配不均等新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台盟中央常委骆沙鸣总结了当前古村落保护和开发利用中的不良现象：重开发轻保护、缺乏有效监管体系和手段；重乡土建筑和历史景观、轻村落精神文化内涵；重新城镇建设和新农村建设、轻传统村落保护；被动抢救性保护多、主动规划性保护少；“建设性破坏”和“旅游性破坏”屡见不鲜。

骆沙鸣认为，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要尊重村民自主自治，必须加强整体保护和文化生态环境保护。要使保护工作更加系统化、法治化和科学化，避免干扰破坏村民的传统习俗和生活秩序，要让保护利用成果惠及全体村民，实现社会共享。

廖飞认为，对于具有特殊历史文化信息的古村古寨，保护是第一位的，旅游开发要控制边界、控制容量、控制业态。比如一些地方的古城开发一窝蜂式的搞酒吧经营，效果并不好。对于一些改变民族文化传统的商业形态，必须通过特许经营严格准入。

廖飞说，古村落搞旅游开发，一方面要让群众利益均沾，比如贵州西江千户苗寨，门票收入15%用来奖励保护老房子的村民，最近还要提高。另一方面要摆脱门票经济依赖，大量的传统村寨旅游开发，完全靠收门票不现实，但是可以在发展大健康产业、体验旅游、休闲旅游上着力，带动传统村寨的活态化开发利用。

要像保护耕地一样保护古村落

尽管当前我国出台了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一系列政策法规，但相关代表委员认为，对于量大面广的传统村落保护，现有的制度保障仍有待细化和强化。

骆沙鸣委员认为，当前传统村落保护的政策法规不健全、政策措施不配套、管理体制不完善；保护资金匮乏、能工巧匠缺乏；产权分散、产权不清、“多头管理”等问题突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潘鲁生说，当前亟需将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纳入法制轨道，加快相关立法进程，从法制层面解决传统村落的保护红线和保护原则、保护主体和法律责任、保护机制和保护措施、保护监督和评价执法等问题，从制度上协调和处理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中的历史、经济和文化等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冯远说，要把古村落的文化保护，列入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列为干部考核的硬指标，因为光有保护条例，没有执行没有用。要像保护耕地一样划定古村落保护的底线和高压线。

全国政协委员冯骥才认为，非遗法公布四年多来，没有执行过一个案例，缺乏硬约束。许多地方领导不知道哪些是文化遗产，哪些不可移动、不可买卖，破坏了要负什么法律责任。文化遗产由政府管理，官员要依法理政，就必须懂法、知法、用法。

冯骥才呼吁，地方各级政府的主要领导首先应学习和执行文物保护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树立依法保护理念，把这两部法的学习纳入干部培训班、学习班，将执行实效列入年度考核，并建立起对政府部门的问责机制。(参与采写记者 许雪毅 赵叶苹)

中新网北京3月9日电 题：马长青：贵安新区‘贵’在生态 ‘新’在产业

作者 张一凡 周娴

“贵安新区‘贵’在生态、‘安’在群众、‘新’在产业。”欢迎投资者到贵州来，到贵安新区享受最好的生态福利，获得最丰厚的投资回报。”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 、贵安新区党工委副书记马长青不忘推介贵安新区，抛出发展的亮点。

“贵安新区把发展绿色产业，作为深度融入全球高层次产业链分工合作的主攻方向。”马长青介绍，作为贵州绿色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自开发建设以来，贵安新区始终坚持用绿色的笔在一张“白纸”做文章。

2014年1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同意设立贵州贵安新区的批复》，批复同意设立贵州贵安新区，贵州正式进入长江经济带规划。同时，意味着“最年轻”的国家级新区贵安新区成为西部大开发的五大新区之一，中国第八个国家级新区。根据批复规划，该新区定位为中国内陆开放型经济示范区、中国西部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和生态文明示范区，贵安新区对于探索欠发达地区后发赶超途径、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马长青说，绿色是新区最大的底色，绿色发展是贵安最大的目标和梦想。同时，贵安新区目前正在着力打造彰显新型城镇化特色、可持续发展、富有竞争力的一流城市新区。

“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贵安新区在产业选择上小心谨慎，着力培育和发展环境友好型的“健康产业”，打造“绿色经济”。

马长青介绍，坚持“跳出能矿抓工业”这个思路，贵安新区依托一批引领性项目，重点打造大数据、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高端装备、节能环保等现代产业集群，与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企业实现了合作，包括富士康、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北斗和曙光超算中心、中科院的全国最大射电望远镜数据中心等项目都将在新区落户，成为新区“绿色崛起”的有力支撑。

“贵安新区将通过5至10年的建设，发展成为贵州省乃至西南地区跨越式发展的重要经济增长极，成为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示范区、高端服务业聚集区、生态文明建设引领区、国际休闲度假旅游区。”马长青对贵安新区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马常青眼中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是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采用组团式的空间布局，不“摊大饼”，只“蒸小笼”，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青水秀。要避免一些地方由于不注重产城融合，城市重城不重产，重产不重城的情况。

基于此，贵安新区把“产、城、景”融合互动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内容和根本任务，集中打造新体制、高科技、开放型的新兴产业聚集区。

“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马长青希望更多的人能到贵安新区，呼吸清新的空气，沐浴和煦的阳光，享受最好的生态福利，获得最丰厚的投资回报。(完)

今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吉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要做好加减乘除，要通过创新实现优化升级、脱胎换骨，实现适应经济新常态的战略性调整。

如何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也成为今年两会的热门话题，不少代表委员纷纷建言献策，建议通过体制创新和结构调整，抓住经济发展新常态带来的新一轮历史机遇期，以“啃硬骨头”的勇气汇聚改革正能量，用创新驱动激发潜力，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吉林省委副主委王欣说，从近两年的发展来看，东北老工业基地遇到了经济增速放缓的困难，这其中原因很多，既有历史欠账也有现实困境。突破这些瓶颈绝非一朝一夕，但面对困难时的精气神一定不能少。

“应进一步加大力度支持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新一轮振兴。”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主席夏德仁建议，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应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要抓住体制创新和结构调整的最关键环节，在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工业、一些新兴战略产业以及社会保障系统等方面为东北三省提供更多的支持。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委书记王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全国一样，辽宁面临着“三期叠加”的矛盾，经济运行中周期性与结构性因素相互交织，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国有经济比重过大、服务业比重过低、民营经济不发达、开放型经济水平较低，急需通过深化改革和实施新一轮振兴战略，统筹加以解决。”

改革没有完成时，简政放权是破解老工业基地振兴难题的必经之路。全国人大代表、辽宁鞍山市委书记王世伟指出，改革是实现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根本所在。他介绍说，鞍山市把简政放权作为改革“先手棋”，在全省率先建立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对行政许可等9类行政权力进行全面梳理，市级行政权力精简比例达到38.9%，向县(市)区、开发区下放68项市级行政权力。

关于面向市场“走出去”的问题，来自国有企业大型一线的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的副总设计师王波代表说，我国装备工业面临关键转型期，各大企业都希望能够走出国门获得更多国外订单，但很多国内同类企业争相压价，形成无序竞争恶性循环。她建议国家从顶层设计角度进行市场规范。此外，因国外经济、政治环境对市场有很大影响，王波代表希望国家对企业走出去给予一些政策上的指导。(申亚欣 实习生王晓宇)

3月9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黑龙江代表团审议。中新社发 刘震 摄

中新社北京3月9日电 题：李克强黑龙江团话民生：要把人民安危顶在头上

中新社记者 郭金超

“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把人民群众的安全顶到头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日谈到黑龙江省采煤沉陷区的改造时如是表态。

当天上午，李克强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黑龙江代表团的审议。审议中有代表建议加快黑龙江省采煤沉陷区改造，并谈及沉陷区居民居住情况，称那里百姓如坐“火山口”，每逢大雨还得自备抽水机。

“我们不能把问题视而不见”，李克强说，住在沉陷区的居民面临安全问题。“不知道哪一天塌进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地下的毒气冒上来了”。李克强强调，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一定要把人民群众的安全顶到头上。

“这个问题要认真研究！”说到这，李克强转头对随同前来听取人大代表建议的几位部长说，今天给你们下个任务，这是涉及十几万人的事，三年内坚决把它解决。他强调，再核查一下像黑龙江省等东北其他地方，凡属于有沉陷区的，一定要在本届政府任内基本解决，向人民作出承诺。

除了心系民众安全外，李克强还将目光投向黑龙江省企业职工养老金发放等问题，与代表们一起为民生改善出谋划策。

黑龙江省有关负责人在发言中谈到一个担忧。他表示，随着该省老工业基地的退休人员不断增加，该省赡养比不断提高，未来两年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发放压力很大。

“现在有没有养老金当期欠发的问题？”询问有关情况后，李克强说，黑龙江省保障民生任务比较重，有历史包袱。黑龙江省的退休人员有大量国企退休职工，他们过去是国家的功臣，现在退休了，他们晚年生活应得到基本保障。

“绝对不能让这些人过去为共和国的建设流了汗，现在再流泪，这是不允许的！”李克强高声说。

“农民的民生也要保障，我们当前最大的差距还是城乡差距。”在民生问题上，李克强再次重申了“一个也不能少”的要求。

发展是最大的民生。除了屡屡提及为地方“输血”的民生保障问题外，李克强还根据黑龙江实际谈起该省产业升级等加强自身“造血”功能的发展问题。

“当前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还是靠发展”，李克强说，这就要求必须把稳增长和调结构结合起来，探索出一条新路。黑龙江要在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同时，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要在拉长产业链、改造传统产能上做文章。

黑龙江省有传统工业基础，有大量科技专业人才，这是黑龙江的优势所在。但由于历史原因，黑龙江也形成了特殊的产业结构比例，如何实现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并保持经济发展不失速，成为摆在该省面前的一大课题。

“还是要靠开放，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对于如何实现调结构转方式，李克强给出答案。他说，过多的审批增加企业办事成本，产生寻租空间，更滋生腐败，同时不仅让老百姓感到不方便，企业投入成本高，收益不确定，更影响市场活力。

“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让人民富起来，这是我们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李克强说，政府应时刻想一想，哪些地方需要给企业松绑为创业开路，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也是企业、创业者对政府的期盼。(完)

3月9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西藏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会议。图为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白玛赤林、西藏自治区主席洛桑江村参加会议。中新社发杜洋 摄

中新社北京3月9日电 (记者白少波)全国人大代表、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白玛赤林9日在北京表示，十四世达赖关于转世的各种说辞亵渎了藏传佛教。

当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西藏代表团向中外媒体开放，白玛赤林是在答记者问时作上述表示的。

“转世这个问题已经不是新话题了。”白玛赤林说，达赖在他转世这个话题上，原来讲在生转世，一会说(转世)男的也可以，(转世)女的也可以，一会说是(转世)国外也行，现在又说不转世了。

“他怎么当上十四世达赖的？”白玛赤林说，十四世达赖也是经过严格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经当时国民政府批准以后，才从青海进藏到拉萨坐床的。

“如果中央政府没批准，他能成为十四世达赖吗？”白玛赤林表示，“这是不可能的，它(活佛转世)是有严格程序的”。

藏传佛教认为活佛是永恒的，通过连续不断的“转世”来到世间生活。“达赖喇嘛”的称号始于1578年，是藏传佛教格鲁派活佛转世系统之一。

1653年清朝顺治皇帝册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授予金册和金印，从此这一封号开始具有政治意义和法律效力。

“实际上，他(十四世达赖)自己亵渎了藏传佛教。”白玛赤林表示，达赖转世问题的决定权在中央，必须尊重历史，尊重藏传佛教，不要亵渎藏传佛教。

关于与达赖沟通渠道是否畅通的问题。白玛赤林说，中央政府与达赖沟通的大门是始终敞开的。(完)

开个“无房证明”花60元，开个“无犯罪证明”花200元……各种公共服务的“奇葩收费”引起两会代表委员的吐嘈。有代表委员提出，一些地方公共服务垄断高收费，是权力“任性”和“乱作为”的典型体现。

两会前夕，“新华视点”播发了调查报道《开“无房证明”也需收取数十元——追问奇葩“收费”的去向》。

带着代表委员和公众的质疑，“新华视点”记者向国家发改委提问。3月9日，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自3月2日起，天津公安局征收无犯罪证明收费100元或200元已被取消。多地收取“无房证明”的费用偏高，各地发改委将结合不动产登记调整，按照成本原则降低收费标准，并将全面清理收费目录清单并向社会公布。

代表委员批评公共服务垄断高收费是“权力任性”的典型表现

公共服务收费成为两会代表委员关注热点。“比如房地产查档收费，我在的长春要交40元，南宁交60元，有的县城甚至交100元，但广州、北京、合肥等地不收钱，都是查档案，怎么还有那么大差别？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钱应该收吗？”全国人大代表、民革吉林省委副主委郭乃硕说。

郭乃硕表示，房地产查档收费等一些民生收费，其基本性质是公共资源中的垄断性经营。但作为财政收入项目，在政府行政事业收费中的规定不明确，各地千差万别，容易沦为某些部门和个人的生财工具。

致公党中央的相关提案指出，政府企事业单位部分公共服务领域的收入和利润明显偏高，公共服务领域的简政放权刚起步，距离市场和社会的要求差距很大。建议应当杜绝政府通过行政命令、行政决定等形式对公共服务市场进行垄断和控制。

“新华视点”记者今年2月调查发现，广西南宁的张先生最近购买首套住房，需要开“无房证明”以获得贷款优惠利率。他发现要得到这张证明“没有房子”的薄纸，竟然需要花60元。除了南宁，在济南、武汉、长春等全国多地，“无房证明”都必须在政府限定“独此一家”的机构办理，并收取20元到60元不等的费用。而作为出国、就业等前提的“无犯罪证明”，在天津公安局要收费100元、对用于出国的则要收费200元。记者了解到，全国不少地方已经取消“无犯罪证明”的收费。

全国人大代表孙东林认为，一些地方利用下属企业对档案信息查询高额收费，是借助权力寻租的“二政府”行为，也是“权力任性”“乱作为”的典型体现。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蒋洪认为，简政放权深入推进，要把行政收费和具有垄断性的公共收费全部纳入法律体系。要说明白收费是否必要？收费标准到底多高？金额和去向是否公开透明？

发改委回应：责令取消“无犯罪证明”收费，房地产查档收费要按成本收取

3月9日，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

——天津对“无犯罪证明”等各类证明全部停止收费。

针对“新华视点”记者反映的天津公安局对“无犯罪证明”一般收费100元、用于出国则要收费200元的调查，相关部门表示，问题属实，已经进行处理。据了解，天津市公安机关自3月2日起，提供刑事犯罪记录等各类证明全部停止收费，相关业务正常受理，保证群众需求及时得到解决。

——房地产查档收费偏高，要结合不动产登记改革大幅降低按成本收取。

“新华视点”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房屋产权交易登记中心多数为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登记中心为维持系统运行收取一定费用有必要，但仅能限定在补偿服务成本的范围内，现行部分地方开具相关证明的费用偏高。

下一步，各地将结合《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完善现行房屋产权登记收费相关规定，按照补偿工本费的原则，降低现行开具房屋权属证明的收费标准。

——各地将全面清理收费目录清单并向社会公布。

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各地发改委将对现有收费政策进行全面梳理，对政府管理的收费政策，实行目录清单制并对社会公布，让单位清清楚楚收费，让群众明明白白缴费，让收费在阳光下运行。

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在两会发改委新闻发布会强调，已经建立4G联网的价格举报系统，针对价格乱收费行为，百姓可以直接举报上网，查处过程和查处结果全部公开。

地方政府下放权力要彻底不能截留

上述“奇葩”收费不少都有地方物价部门核准，不合理为何还批准？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认为，这样的收费于法无据，与政策不符。除了坚决取缔收费项目，对那些改头换面违规收费的部门和机构，不但要退还费用，而且应当严肃追究有关部门的责任。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学会副会长汪玉凯等专家表示，行政事业性收费是政府简政放权进入深水区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地方政府对应当放给市场和社会的权力，要彻底放、不截留。地方政府应当落实政府工作报告的精神，主动作为。

全国政协委员屠杰建议，有关部门既要摸清家底，更要完善监督问责，避免相关部门再“开后门”“打擦边球”，把要取消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又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确保还利于民。(参与采写记者：李斌、陈尚营、李劲峰)(记者乌梦达、安蓓)

3月9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天津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中新社发 盛佳鹏 摄

3月9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天津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在会议上发言并回答记者提问。

中新社发 盛佳鹏 摄

3月9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天津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左）和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肖怀远参加会议。

中新社发 盛佳鹏 摄

3月9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天津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宗国英在会议上发言.

中新社发 盛佳鹏 摄

3月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河北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新社发 陈文 摄

3月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台湾省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新社发 陈文摄

3月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台湾省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新社发 陈文摄

3月9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西藏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会议。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白玛赤林（左）、西藏自治区主席洛桑江村参加会议。中新社发杜洋 摄

3月9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西藏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会议。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白玛赤林（左）、西藏自治区主席洛桑江村参加会议。中新社发杜洋 摄

台湾省代表团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吉林代表团参加审议。

会上，巴音朝鲁、蒋超良、任克军、谢忠岩、李景浩、李辉、王常松、李秀林、熊梅等代表就推动东北振兴发展、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步伐、依法保护利用生态环境、推动兴边富民、公正司法和推进依法治国、坚持育人为本等问题先后发言。习近平边听边记并不时提问，最后作了重要讲话。

习近平表示，完全赞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习近平在肯定吉林一年来工作后指出，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深入推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抓住创新驱动发展和产业优化升级，努力形成特色新兴产业集群，形成具有持续竞争力和支撑力的产业体系，通过深化改革坚决破除体制性障碍，把老工业基地蕴藏的巨大活力激发出来、释放出来。要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在一些地区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突出抓好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现代农业经营体系3个重点。民生工作离老百姓最近，同老百姓生活最密切。要持之以恒把民生工作抓好，发扬钉钉子精神，有坚持不懈的韧劲，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锲而不舍向前走，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习近平强调，做好各方面工作，必须有一个良好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立正身、讲原则、守纪律、拒腐蚀，形成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的示范效应，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

3月9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天津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中新社发 盛佳鹏 摄

3月9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天津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在会议上发言并回答记者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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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天津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左）和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肖怀远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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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天津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宗国英在会议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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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河北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新社发 陈文 摄

3月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台湾省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新社发 陈文摄

3月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台湾省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新社发 陈文摄

3月9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西藏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会议。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白玛赤林（左）、西藏自治区主席洛桑江村参加会议。中新社发杜洋 摄

3月9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西藏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会议。图为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白玛赤林、西藏自治区主席洛桑江村参加会议。中新社发杜洋 摄

3月9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西藏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记者现场提问。中新社发 杜洋摄

西藏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 记者提问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中心于3月9日15时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阚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郑淑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主任袁杰、刑法室主任王爱立、国家法室主任武增，就立法法修改与立法工作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中新社记者金硕 摄

中新社北京3月9日电 (记者 张子扬蒋涛)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主任王爱立9日在北京说，刑法修正案(九)对刑法有关贪污贿赂犯罪的条文进行了四方面完善，包括修改了贪污罪和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不再单纯以具体的数额作为定罪量刑标准，而是将犯罪的情节和数额综合作为定罪量刑标准。

王爱立当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记者会做出了如上表述。

据王爱立介绍，刑法修正案(九)对刑法有关贪污贿赂犯罪条文的完善还体现在：

——完善了行贿罪的财产刑规定。对行贿罪的处理也作了进一步从严限定，目的就是加大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

——增加规定了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来谋取不正当利益，而向其亲属或者关系密切的人员来行贿的犯罪，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增加了这个内容。

——增加了对一些禁止从业性的规定，从而达到一种特殊预防犯罪的目的。

王爱立强调，“这里主要是增加了对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可以在一定期限内限制其从事相关的行业。”

王爱立称，上述这些修改一方面使刑法关于惩治贪污罪、受贿罪的规定能够在司法实践中做到罪刑相适应，同时也进一步加大了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另外，对切断受贿犯罪的链条也作出完善。

王爱立坦言，反腐败国家立法是一个综合的系统性工程，不仅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还包括行政监察法等。

据他透露，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是去年10月份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初次审议，同时也向社会广泛征求了意见。(完)

3月9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姜昆（右）步入会场。中新社发盛佳鹏 摄

3月9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16位委员围绕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主题作大会发言。梅葆玖（中）等委员走入大会堂。中新社发杜洋 摄

3月9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16位委员围绕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主题作大会发言。成龙委员走入大会堂。中新社发杜洋 摄

3月9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16位委员围绕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主题作大会发言。姚明委员走入大会堂。中新社发杜洋 摄

3月9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16位委员围绕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主题作大会发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丁常云（左二）走入大会堂。中新社发杜洋 摄

3月9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16位委员围绕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主题作大会发言。马开贤（中）委员步入会场。中新社发盛佳鹏 摄

3月9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16位委员围绕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主题作大会发言。赵建中委员步入会场。中新社发盛佳鹏 摄

3月9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16位委员围绕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主题作大会发言。杨国海委员步入会场。中新社发盛佳鹏 摄

3月9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16位委员围绕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主题作大会发言。韩红（中）步入会场。中新社发盛佳鹏 摄

3月9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16位委员围绕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主题作大会发言。图为陈凯歌委员参加会议。中新社发杜洋 摄

3月9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16位委员围绕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主题作大会发言。萨龙·平拉委员步入会场。中新社发盛佳鹏 摄

3月9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徐沛东委员步入会场。中新社发陈文 摄

3月9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16位委员围绕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主题作大会发言。图为会议结束后委员陆续离开会场。中新社发杜洋 摄

3月9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16位委员围绕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主题作大会发言。图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百度公司董事长兼CEO李彦宏在会议结束后走出会场。中新社发杜洋 摄

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徐沛东委员参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