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中新社发金硕 摄

中新网北京3月9日电 (记者刘贤)“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是农村直接进入市场配置、是村集体最活跃、最核心的资本要素，其聚集程度是衡量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对农民财产性收入、非农产业发展、集约化经营、新农村建设及农村基层公共服务等，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全国人大代表、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谢德体9日在其建议中如是说。

“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我国深化农村改革的主线和方向。谢德体认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条件是要解决经营性资产从“无”到“有”的问题。

根据重庆、江苏调研，经营性资产数量与农民财产性收入直接相关。“我国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从增量配置方面看是有潜力的。”他为此提出四点建议。

首先，农村集中居住点适当配置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在高山生态移民安置点建设、农村自然村落整合集中居住点建设过程中，突破目前人均30平方米建设用地政策，根据安置规模或规划的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要求，适当配置农村建设用地。

由搬迁农户通过成立股份合作社等集体经济组织，根据旅游接待和商业服务需求，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标准、统一设施配套，自建或与外来资本合作开发建设，提升集约化经营水平，改变目前以家庭为单位，利用多余的自住房开展旅游接待存在的经营十分分散、档次低下、配套设施差、服务不规范等问题。

其次是城乡开发过程中有条件的实施“以地安置”。

谢德体称，在城镇规划区以外的农村，由外来资本实施旅游景区景点开发、旅游地产开发，凡是涉及要动迁农户并占用农用土地资源的，政府应把农户“以地安置”作为开发项目业主进入的前置条件，同时引导搬迁农户和村集体根据宅基地使用权等权益，成立股份合作社等经济组织。

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可以土地入股的方式与开发商进行项目合作开发，以解决乡村开发过程中失去土地类资产，又无法进入城市享受城市市民就业、社会保障等待遇的失地农民持续发展和增收问题。

另外，在城镇规划区内，对征地拆迁的农村居民，有条件的片区开发，谢德体建议按每个农转非人员30平方米的标准配置土地，对以地安置的土地经营性资产进行股权量化成立股份合作社或有限责任公司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由其按要求进行自主开发。没有条件进行以地安置的，可参照有的区域实施的商业门面等物业类资产安置方式进行安置。

第三是深化改革增加农村经营性资产。谢德体举例，对农村空置并丧失义务教育功能的学校，在清产核资及确权过程中变更权属，确权给村集体；农村丧失居住功能的空置房宅基地，按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复垦腾出的建设用地除部分调剂到城镇使用之外，适当留一部分可作为经营性建设用地，留给村集体发展乡村旅游等非农产业用地。

最后，谢德体表示，要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确保经营性资产保值增值。无论是哪种途径和形式增加的农村经营性资产，必须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通过资产量化，建立村、社集体成员为主体、产权明晰、治理结构完善的新型经济主体，以确保资产保值增值，并切实保护村民资产权益。

3月9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16位委员围绕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主题作大会发言。 中新社发翟羽佳 摄

中新社北京3月9日电 (记者李晓喻)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钱颖一9日在北京表示，为应对经济增速下降，中国应当建立新型政商关系。

钱颖一在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大会发言时作此表示。

近期，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降至近24年来新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坦言，2015年“面临的困难可能比去年还大”，并下调了今年经济增速预期。

钱颖一表示，过去30多年来，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在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市场的扭曲和腐败，“效率成本和社会成本都很高”。

他指出，过去政府深度参与经济决策的模式正在淡出，但规范市场经济的服务型政府模式尚未建立，“政府权力并未显著减少，但做事积极性减少了”，这是导致经济增速下降的一大原因。

在钱颖一看来，解决政府“不作为”的办法不是回到过去那种“作为”，而是转变政府职能，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从“关系紧密型”转到“保持距离型”，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从“参与型”转到“服务型”，既减少政府腐败，又把企业解放出来。

针对“新常态”下政府应如何发挥作用，钱颖一指出，不应出台大幅度刺激需求的政策，“刺激需求只能有暂时效果，改变不了潜在经济增速，更会恶化经济中的扭曲”。

他建议，政府还应减少行政审批，加快财税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为民营企业松绑；改变支持产业发展的方式，“比如推动电动汽车发展，政府不应直接参与投资和制造，而要发挥规划、协调以及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湖南代表团参加审议。代表们就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加强从政环境建设等积极发言。刘云山完全赞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他说，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关键在党；全面从严治党，重要的是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用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开展健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防止批评的“利器”变成“钝器”。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彰显选人用人的好风气，遏制形形色色的潜规则、大大小小的关系网，形成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要深化作风建设，加大治庸治懒力度，推动领导干部勇于担当、积极作为。

留住8亿农村居民的“健康卫士”

——人大代表建议尽快解决乡村医生“待遇低、无保障”问题

著名的“溜索医生”、全国人大代表邓前堆今年带来了两份关于村医的建议：解决乡村医生养老问题、制定适合乡村医生的政策法规。

“这是我连续第三年建议解决村医的身份、待遇和养老问题。”邓前堆说。乡村医生是一支具有中国特色、数量庞大的农村基层医疗服务队伍。他们长期扎根农村，行走在田间地埂上，为8亿农民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

“但这个群体目前面临从业环境差、收入待遇低、养老没保障等问题，导致农村卫生人才十分短缺。”邓前堆说。

他告诉记者，现在乡村医生的待遇虽然比以前好多了，但总体还是较低。“2010年左右我的工资是每月154元。现在固定补助有600元，再加上多劳多得部分，共有1300元。但比起外出打工每月能赚三四千元，这点收入对年轻人没什么吸引力。”

同样来自云南的全国人大代表方连英也是一名乡村医生，每月收入只有700多元。因为村子人少，看病的就少，收入就更低。

除了工资待遇问题，年届半百的邓前堆、方连英更加关心的是养老问题。方连英告诉记者，她所在县有300多名乡村医生，平均年龄50岁以上，都面临“干不动了”的问题。但乡村医生工作一辈子，离岗之后却享受不了应有的待遇。

由于养老保障不足，年轻乡村医生无法安心扎根农村而流失严重，年老乡村医生因无生活保障而不愿退出，退岗乡村医生则面临生活无着落的境况。方连英说：“希望有关部门能解决乡村医生养老问题，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

邓前堆、方连英建议，建立乡村医生养老保险机制，将乡村医生纳入社会保险体系，可参照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办法，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乡村医生按一定比例共同分担。同时在医疗体制改革中，将乡村医生纳入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编制，统一管理。

全国人大代表、泰山市中心医院院长刘君表示，基层医院留不住人确实是普遍现象。“现在基层医院的硬件没问题，缺的就是人才。乡镇一级的医院，本科毕业的人才留不住，待遇低是主要原因。”刘君说，要通过政策倾斜，增加基层医疗岗位的吸引力。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由35元提高到40元，增量全部用于支付村医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这说明国家已经关注到这个群体，相信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的。”(记者李延霞、王研)

中新社北京3月9日电 (记者邢利宇)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9日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16位全国政协委员围绕中国经济发展作大会发言，“创新”“创业”成为涉及最多的关键词。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让13亿人的智慧在大众创新创业中涌流”。政协委员徐晓兰在发言时说，当前，随着互联网普及和开源软件、开源硬件、3D打印、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创业的技术门槛和成本降低；网络社交促进了创业者的奇思妙想和市场需求对接；创业投资细分和创业孵化、服务的社会化都有利于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局面。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增速换档和结构升级，要高度重视新增就业群体中近800万大学毕业生和海归留学生的就业创业。”徐晓兰提出降低创新创业门槛，鼓励科技人员和大学生创业；完善创新创业公共服务，为创新创业保驾护航。

据介绍，目前分布于各地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高新区的企业孵化器1600多家，在孵企业8万多家，就业人数达175万人，为大众创新创业奠定了良好基础。

政协委员李彦宏在题为“设立‘中国大脑’计划”的发言中说，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抓住关系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通用基础技术，增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利用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变革。

他指出，当前人工智能是具有显著产业溢出效应的基础性技术，能够推动多个领域的变革和跨越式发展。如人工智能可以加速发现医治疾病的新疗法，大幅降低新药研发成本，促进医疗产业的全面创新；可以带动工业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等新兴产业的飞跃式发展，成为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推动器，加速智能化制造进程等。

“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积累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不大，如果能在国家战略层面制定针对人工智能的全面推进计划，将是中国实现弯道超车，提升综合国力和影响力的绝佳机会。”李彦宏说。

“要选择医疗卫生和健康服务业作为民生发展与经济转型的重要科技战略突破口。”政协委员何维的相关建议之一是，要提出中国成为世界医学科技中心的目标定位，做好顶层设计。

“科学素质是决定全民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实现美好生活的前提，更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础。”政协委员秦大河介绍，一项预测表明，到2020年中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应超过10%。“需要全民科学素质有一个跨越提升，才能有效支撑创新型科技人力资源的产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

大会发言持续两个多小时，范小建、钱颖一、温思美、朱保成、梅兴保、张泓铭、李谠、李稻葵、钱克明等委员分别就扶贫开发新举措，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如何看、如何办，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推进大学生自主创业、发展现代农业、应对中国房地产市场新常态等主题发言。(完)

3月9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姜昆（右）步入会场。中新社发盛佳鹏 摄

3月9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16位委员围绕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主题作大会发言。梅葆玖（中）等委员走入大会堂。中新社发杜洋 摄

3月9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16位委员围绕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主题作大会发言。成龙委员走入大会堂。中新社发杜洋 摄

3月9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16位委员围绕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主题作大会发言。姚明委员走入大会堂。中新社发杜洋 摄

3月9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16位委员围绕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主题作大会发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丁常云（左二）走入大会堂。中新社发杜洋 摄

3月9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16位委员围绕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主题作大会发言。马开贤（中）委员步入会场。中新社发盛佳鹏 摄

3月9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16位委员围绕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主题作大会发言。赵建中委员步入会场。中新社发盛佳鹏 摄

3月9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16位委员围绕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主题作大会发言。杨国海委员步入会场。中新社发盛佳鹏 摄

3月9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16位委员围绕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主题作大会发言。韩红（中）步入会场。中新社发盛佳鹏 摄

3月9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16位委员围绕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主题作大会发言。图为陈凯歌委员参加会议。中新社发杜洋 摄

3月9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16位委员围绕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主题作大会发言。萨龙·平拉委员步入会场。中新社发盛佳鹏 摄

3月9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16位委员围绕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主题作大会发言。图为会议结束后委员陆续离开会场。中新社发杜洋 摄

3月9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16位委员围绕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主题作大会发言。图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百度公司董事长兼CEO李彦宏在会议结束后走出会场。中新社发杜洋 摄

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韩红步入会场

3月9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姜昆（右）步入会场。中新社发盛佳鹏 摄

3月9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16位委员围绕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主题作大会发言。梅葆玖（中）等委员走入大会堂。中新社发杜洋 摄

3月9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16位委员围绕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主题作大会发言。成龙委员走入大会堂。中新社发杜洋 摄

3月9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16位委员围绕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主题作大会发言。姚明委员走入大会堂。中新社发杜洋 摄

3月9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16位委员围绕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主题作大会发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丁常云（左二）走入大会堂。中新社发杜洋 摄

3月9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16位委员围绕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主题作大会发言。马开贤（中）委员步入会场。中新社发盛佳鹏 摄

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重庆代表团参加审议。在听取代表发言后，张德江感谢代表们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支持和监督，表示要继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维护宪法法律权威，顺应人民群众期待。他强调，要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自信。要充分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着力提高立法质量。要正确处理改革与法治的关系，确保改革沿着法治轨道依法有序推进。要依法行使监督职权，增强监督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坚持代表主体地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人大工作完善发展。

3月9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天津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中新社发 盛佳鹏 摄

3月9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天津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在会议上发言并回答记者提问。

中新社发 盛佳鹏 摄

3月9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天津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左）和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肖怀远参加会议。

中新社发 盛佳鹏 摄

3月9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天津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宗国英在会议上发言.

中新社发 盛佳鹏 摄

3月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河北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新社发 陈文 摄

3月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台湾省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新社发 陈文摄

3月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台湾省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新社发 陈文摄

3月9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西藏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会议。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白玛赤林（左）、西藏自治区主席洛桑江村参加会议。中新社发杜洋 摄

3月9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西藏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会议。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白玛赤林（左）、西藏自治区主席洛桑江村参加会议。中新社发杜洋 摄

西藏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 白玛赤林、洛桑江村参加会议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吉林代表团参加审议。会上，巴音朝鲁、蒋超良、任克军、谢忠岩、李景浩、李辉、王常松、李秀林、熊梅等代表就推动东北振兴发展、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步伐、依法保护利用生态环境、推动兴边富民、公正司法和推进依法治国、坚持育人为本等问题先后发言。习近平边听边记并不时提问，最后作了重要讲话。习近平表示，完全赞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习近平在肯定吉林一年来工作后指出，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深入推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抓住创新驱动发展和产业优化升级，努力形成特色新兴产业集群，形成具有持续竞争力和支撑力的产业体系，通过深化改革坚决破除体制性障碍，把老工业基地蕴藏的巨大活力激发出来、释放出来。要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在一些地区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突出抓好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现代农业经营体系3个重点。民生工作离老百姓最近，同老百姓生活最密切。要持之以恒把民生工作抓好，发扬钉钉子精神，有坚持不懈的韧劲，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锲而不舍向前走，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习近平强调，做好各方面工作，必须有一个良好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立正身、讲原则、守纪律、拒腐蚀，形成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的示范效应，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3月9日电 正值全国“两会”召开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的“四个全面”论述成为当下的高频热词，备受国内外媒体关注。外媒连日来纷纷热议，称这一理论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迈向新阶段的行动指南，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念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四个全面”环环相扣 中国迈向全面发展宏伟蓝图

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网站2月26日以《习近平为实现中国梦描绘宏伟蓝图》为题，对“四个全面”进行了分析和阐述。文章称，“四个全面”的每一点都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具有战略性的考虑。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强调的那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而全面深化改革则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这两者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有力支撑。

文章指出，“四个全面”的提出意味着，中国政府从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转向不断改善党对国家的治理方式，追求速度和发展之间的平衡关系。“四个全面”是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行动指南，指明了中国迈向全面发展所应追求的目标。

美国《国际政策文摘》2月25日以“习近平改革方针是中国成熟的标志”为题目进行了报道。文章指出，继邓小平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使中国开启了对外开放模式后，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治国政策，意义更为深远。

“延续传统，制定新目标”——美联社这样总结“四个全面”的意义，称习近平从提出“中国梦”到宣布“四个全面”，正在加速从严治党的进程，为中国树立崭新的国际形象。“四个全面”推进了中国发展的目标和展望，为中国深化改革指明方向。

德国《世界报》2月27日报道，“四个全面”的表述向全中华民族发出了召唤：让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习近平这样解读他对“四个全面”的理解：中国应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下进行改革并实施依法治国，中国共产党要开展反腐运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从严治党呼唤反腐高潮 展现中国政府打击腐败决心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国的反腐力度可谓空前，外媒对“四个全面”中的“从严治党”尤为关注。

路透社不仅详细介绍了“四个全面”的基本含义，还特别指出，过去一年，中国共产党“打老虎、抓苍蝇”正是“从严治党”的体现。文章还提到26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一事，称中国政府承诺使法治变得更加透明。

韩国“Etoday”网2月26日报道称，“四个全面”在中国“两会”召开前提出，表明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很可能在本次两会上更加活跃地讨论惩治腐败的议题。

韩国纽西斯通讯社分析称，习近平主席主导了全方位的反腐败运动，在这一阶段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反腐败大潮可能在2015年达到顶峰。

西班牙埃菲社26日撰文指出，“四个全面”思想中的最后一点“全面从严治党”，展现了中国政府在打击腐败方面的决心。

战略布局齐头并进 “四个全面”各有侧重

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文章指出，2015年的确是一个有意义的年份，是“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齐头并进的开山之年。“四个全面”实际上各有侧重并各有风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着重点，应该在于“全面”；全面深化改革的侧重点可能更在于“深化”；全面依法治国的侧重点在于“法治”；全面从严治党的侧重点则无疑在于“从严”，准确说应该是全面从严治吏。

马来西亚《东方日报》3月2日报道，备受瞩目的中国“两会”(人大和政协会议)3月3日开幕，由于官方媒体在“两会”前高调评论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预计认识“四个全面”将是今年“两会”的重头戏。

文章说，“四个全面”分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去年12月，习近平在江苏首次提出这一论述，此后，他又在多个场合屡屡提及。

（综合中国青年报、海外网、国际在线、环球网等报道）

来北京参加人代会之前，明经华特意拜访百岁老红军王承登。王老十分高兴，特地写了一封信，还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两瓶兴国产的山茶油。王承登的信，明经华顺利转交习总书记；但是两瓶茶油，却没有送出。中央办公厅的同志告诉明经华，习总书记特别告诫，参会人员不能给他带任何礼物和土特产。老红军的心意领了，但是礼物不能收。（2015年3月8日 人民日报客户端）

两桶茶油并非贵重之物，百岁老红军托人千里相送也是一片诚意，然而总书记却拒收了这份特殊的礼物，为何？中央办公厅的同志道出了其中原委：习总书记特别告诫，参会人员不能给他带任何礼物和土特产。

总书记心系民生，也重情义，在在参加江西代表团审议时，他拿出王承登写给他的信与代表们共话老区发展，并请省里同志“给老人家带去我的良好祝愿，祝他健康长寿。”用实在的言行回应了王承登的来信。

心意领了，礼物不能收，这个细节生动地体现出总书记对作风建设的身先垂范和严于律己。总书记是个重情义的人，但是党的纪律和原则却不可违背。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种种正风肃纪之举，不是“上边有病，下边吃药”，而是中央领导带头贯彻执行，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拒收两桶茶油看似小事，但实际上却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严格律己的表现，是率先垂范、身教言传的举动。

细节决定成败。大贪巨腐皆起于毫末，一些领导干部走向腐化堕落，很多时候正是因为“不拘小节”。起初收了“小礼物”觉得是小事，后来胃口越来越大也就成了大事，一回没事两回没事，但终归是要出事；不严管身边的人，觉得身边人谋个私利无所谓，久而久之身边人就总是狐假虎威，自己有一天也必然跟着落下水；不把服务群众放在心上，对群众的事漠不关心、推诿扯皮，一回是伤了群众的心，二回便损了政府的形象，这样的干部不仅遭到群众的唾弃，也会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

作风问题无小事，再小的事都要从讲规矩开始，勿以恶小而为之，党员干部尤其要慎始、慎微、慎独。

总书记拒收两桶茶油的举动，不仅不会拂了老红军的意，相反更能振奋老红军的心，因为被拒收的两桶茶油彰显着纪律的刚性，闪耀着作风建设之光。习总书记拒收两桶油茶，更是党风党性教育的生动一课，党员干部除了心灵受触动之外，更要镜照自己，身体力行，付诸行动。

３月７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香港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新社发盛佳鹏 摄

中新社北京3月9日电 (记者石龙洪)今年是香港基本法颁布25周年。在北京出席全国两会的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9日呼吁，加大基本法宣传学习力度，增进港人的认知。

9日，港区委员小组讨论《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时，亦聚焦香港基本法。委员们普遍认为，中国宪法与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的宪制基础，去年“占中”事件暴露出一些港人对基本法认知和理解不足，亟需加大宣传力度。

容永祺委员指出，回归18年来，香港在宣传基本法方面力度不够，要继续加强。他认为，不仅特区政府要做，还要支持不同爱国团体、专业团体，以及利用网络和媒体渠道加大宣传。

刘兆佳委员认为，要多宣传设立基本法的历史背景，让港人知晓基本法希望实现的战略目标。

谭耀宗委员指出，去年，一些年轻人因不了解“一国两制”和基本法而参加非法“占中”。他建议，以基本法颁布25周年为契机，通过在港开展专题研讨等形式，推广好基本法。

林健锋等多位委员注意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港澳部分提出，“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他们认为，此表述不仅是要求香港配合国家依法治国，也是对香港推行政改等问题必须遵循宪法和基本法提出要求。

刘汉铨等委员表示，落实2017年香港特首普选必须在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轨道内进行，绝不能在基本法外另搞一套。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陈勇对中新社记者指出，基本法是香港发展的指南针，法治是香港的核心价值。若香港要法治立港，市民大众需对基本法有更深更广的理解。

“对大部分不看基本法的‘占中’人士来说，这个阶段重新推广、宣传基本法等于对历史的教育和扫盲”。当更多人站在法治的平台去讨论问题，一些错误思维的空间就将愈来愈小。陈勇说。

他表示，香港各界都有责任去推广基本法，用浅白的文字、图画等市民大众易看懂的方式加大宣传，“重新回到基本法颁布时，香港各界热闹学习讨论的场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于1990年4月4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并对外公布，自1997年7月1日起施行。(完)

3月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开放团组讨论，贵州省省委书记赵克志、省长陈敏尔参加。中新社发 侯宇 摄

中新网北京3月9日电 (记者 张一凡周娴)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克志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表示，“新常态就是新机遇，新常态就是新未来”。

3月9日，在贵州代表团全体会议上，赵克志回顾盘点了贵州“十二五”以来的励精图治之路。

2014年，贵州全省经济总量、公共财政收入、公共财政支出、银行存款余额、银行贷款余额、各类企业注册资本金、高速公路通车里程、民航进出港旅客人次都实现了四年翻番，提前一年实现“十二五”规划目标。

赵克志认为，“全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对于贵州来说，主要标志是经济发展进入后发赶超、加快全面小康建设的重要阶段”。赵克志表示，“在这个阶段，贵州的省情没有变，贫困落后的主要矛盾没有变，加快发展的根本任务没有变”。虽然贵州经济发展势头很好，但与发达省区相比，贵州的经济总量、人均GDP、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仍然偏低，要追赶上全国的步伐，任务依然艰巨。

记者注意到，贵州提出把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作为今年工作的总纲，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赵克志特别强调，要“坚持守住两条底线不动摇，坚持主基调主战略不动摇，坚持转方式调结构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坚持构筑精神高地不动摇”。

赵克志认为，对于贵州来说，坚持既要“赶”又要“转”，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是一种新常态；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实现百姓富和生态美的有机统一是一种新常态；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坚持开放带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共同推动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是一种新常态；坚持领导干部以上率下、勇于担当，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换取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是一种新常态。

“新常态就是新机遇，新常态就是新未来”。赵克志说，当前全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对于贵州这样的西部欠发达省份，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就是要把握新机遇，实现新发展。

“我们对贵州的未来充满信心”。赵克志表示，贵州将坚持“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努力在新常态中实现新发展，开创新未来。(完)

中新网北京3月9日电 (记者 江耘)食品安全问题一直是百姓热切关注的问题，而其中农药污染又是食品安全问题中的“老大难”。9日，全国人大代表、佑康集团董事长戴天荣就表示，中国农产品虽然有法可依，但在农兽药残留方面依然“缺标少规”。

农药残留问题是随着农药大量生产和广泛使用而产生的，兽药残留则是过度使用抗生素、滥用药剂导致。对于农兽药的残留情况，戴天荣表示，为确保“舌尖上的安全”，应健全的农兽药残留标准体系。

戴天荣说，食品安全有法可依，中国2006年、2009年、2013年分别出台《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品安全法》、两高《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问题的解释》。

“要判定农产品和食品是否‘合规’，首先就必须有‘规’。”戴天荣认为，从我国2006年以来的监管实践和司法实践看，中国农兽药残留标准仍然存在两大问题，突出表现为“缺”。

戴天荣所说的缺，一个是“明物质”缺标准，主要指已登记使用的农兽药和已明令禁限用的物质。“我国登记使用的农药620多种，目前仅对其中387种农药制定限量指标。”戴天荣认为，由于标准缺失，基层监管工作十分尴尬。

另一个缺，他指的是，“暗物质”缺预防，主要是新出现或者可能出现的危害物质。“这类物质既难预知，也难监管，往往一经发现就会在全产业链传导。比如奶粉中的三聚氰胺。”

保障“舌尖”安全，代表疾呼要为农药残留标准设立关卡。戴天荣表示，要尽快将农兽药残留标准管理制度从“法不禁止即允许”的“列举制”转变为“法不允许即禁止”的“准许制”，探索建立“准许标准、一律标准、豁免标准”三位一体的农兽药残留标准管理新制度。

“将“准许制”写入《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从法律高度予以确立。”戴天荣还表示，要创新方式方法，建立农兽药残留标准制定与农兽药登记许可联动、与质量安全监测联动、与农产品国际贸易联动、与国际标准制定联动的新机制。

针对农药残留的现状，傅企平还建议要广泛宣传，同时加强源头管控，从生产、销售、使用三个环节严格管控，建立农药配给制度，要求种植户建立农药使用档案，从全过程监管农药的使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