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特尔森认为，欧洲极右翼势力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现实主义根源。近年来，欧盟许多国家政府一方面对经济停滞不前束手无策，另一方面又为占据所谓“道德制高点”吸纳大批外来移民，造成本国民众强烈不满，这首先使得极右翼势力有了“人和”的基础。其次，欧洲以社会民主为基本理念，以共同经济、凯恩斯主义及福利国家为基本承诺的传统政治生态，正受到环境保护、女权主义、反核运动等“新政治”势力的冲击，又令极右翼势力获得“天时”的良机。最后，在有着上述典型特征的国家，特别是经济增长相对放缓、福利体系受到冲击却又移民日渐众多的挪威，极右翼势力终于有了“地利”的土壤。于是，“在原本是天堂的地方，罪恶的种子开始发芽了”。

极右翼势力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所谓“批判性”。凯特尔森说，那些极右翼分子往往自称“属于人民，却不属于这个体制”，正如这次挪威连环恐怖袭击案的制造者声称要给国家带来一场“革命”一样，将矛头直指国家政治及经济福利体系。而其另一个特点就是“消极性”，他们在思想上是狭隘的，在行动上是排他的，凡是与其主张不一致的，都可以视为被打击对象。像这次袭击案制造者把攻击对象选择为政府及支持政府的青年人，便是该特点的典型体现。

可仅仅把惨剧发生的原因指向极右翼势力，说服力尚显不足，因为欧洲许多国家都存在极右翼势力，他们甚至比挪威“同道者”的势力更为强大，但为什么这场惨剧偏偏发生在挪威？凯特尔森的回答耐人寻味，“这里是天堂，但它既是好人的天堂，也是坏人的天堂”。她说，挪威人长期养尊处优的结果，就是思想变得天真。天真固然有其可爱、善意的一面，但假如这种天真发展为幼稚，就往往会产生错误的结果。比如因为这种幼稚，挪威人把诺贝尔和平奖想象得无比“神圣”，以为这样就可以对别人指手画脚；因为这种幼稚，挪威人无原则地接收了大批外国移民，殊不知其中不乏被其他国家通缉的恐怖分子；也是因为这种幼稚，挪威有着世界上条件最为舒适的监狱，在那里不仅可以读书、健身、看电视，甚至还有休假、定期与亲属团聚的权利，而一个人无论多么罪大恶极，其最高刑罚也不过只有21年……于是，好人可以在这里无忧无虑，坏人也可以在这里肆意妄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