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留学美国幼童归国后的命运

三个关键人物：容闳，曾国藩，李鸿章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林则徐开始“睁眼看世界”，到1872年派出幼童留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表明中国对西方的认识在逐步加深，尽管为此也付出了惊人的代价。

赞扬这一进步必须记住三个关键人物：容闳，曾国藩，李鸿章。

容闳，号纯甫，1828年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乡，他的家与澳门仅相距四英里。澳门是西方人最早在中国办学的地方。容闳七岁时随父亲到澳门，进入外国人办的学校读书。1847年，在经过一番波折后赴美，在别人的资助下于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他在回忆录《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旧译《西学东渐记》)中说：“整个大学阶段，尤其是最后一年，中国的可悲境况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令人感到心情沉重。……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即将结束以前，我心里已经计划好了将来所要做的事情。我决定使中国的下一辈人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如此，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怀揣这一目标，容闳于1855年回到了正处于“洪杨之乱”中的故国。他在广州目睹了清廷官员一次大屠杀，震惊之余转而在感情上倾向于打着宗教旗号的太平军，不久即到太平军的占领区进行考察。考察的结果使他断定，太平军不可能给苦难中国带来新的东西。

容闳改造中国政治的梦想破灭，但改造中国教育的梦想却开始显露曙光。因为他遇上了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他先后向曾国藩建议：建一座西洋式的机器厂；选派青年出洋留学。

第一个建议实施很快，结出的硕果就是著名的江南制造局，第二个建议则颇让人踌躇。晚清时代的中国人在吃过苦头后，可以向西方借鉴技术以为我用，但要其承认西方文化也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则至难。1870年爆发的“天津教案”产生了意外的作用，它使有眼光的大臣意识到，中西隔膜太深将导致巨大的灾难。一手办理天津教案的曾国藩和其他大臣一起，联名向总理衙门上奏，呈报了容闳关于选派学生留洋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