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留学美国幼童归国后的命运

双方之分歧，容闳有详尽回忆：

“我力争为留学生作一些一劳永逸的安排，和解决一些必要的问题，例如学生的学费和个人费用；他们在假期中的费用；学生服的更换；参加寄宿家庭的祈祷；参加主日学校或去教堂；户外运动和体育锻炼等。……陈兰彬和学生之间经常发生矛盾，我只能充当和事佬儿，为他们从中调解，同时我也总是为学生们的一切合理要求辩护。在这种情况下，我即使不引起陈对我的痛恨，至少也使他非常不快。他有生以来，直到这次赴美国之前，从未离开国门一步。他完全按照他的中国标准来衡量一切事物和人，尤其是对这些学生。……

像陈兰彬这样一个人，他生来只习惯于看到被压抑的青春，不能发挥的活力和独立精神，以及不能把真诚坦率形之于外的举止。因此他对目前这些留学生的行为不能不感到奇怪，而且认为都是大逆不道的行径。这些学生到新英格兰以后，一旦解除了他们心灵上的沉重压抑和约束，当然会因为得到自由而欣喜苦狂。”

“生来只习惯于看到压抑的青春”的人，还不止陈兰彬一人。

继任肄业局委员的吴嘉善，这位同样出身翰林的老爷，视留美幼童与国内私塾的学生无异，不料幼童们在其接见时，均不行跪拜礼，顿时大怒：小小年纪便目无尊长，这还了得？且不说现在还没有成材，即使学业有成也不能为中国所用！立即上奏要求将幼童撤回。

国内攻击幼童事业的声音也一直没有消歇过。光绪六年十一月(公元1880年12月)，一位叫李文彬的御史上了一个折子，弹劾留美幼童，“多入耶稣教门，其寄回家信有‘入教恨晚死不易志’等语。……或习为游戏，或流入异教，非徒无益，反致有损，关系实非浅鲜”。

总理衙门接连听到对留美幼童事业不利的声音，开始征求重臣及相关人士之意见，有的主张全撤，有的主张半撤半留，有的主张整顿。而主张全撤者占据主流，尤其是借助幼童留美事业摆脱仕途不顺，登上驻华盛顿全权公使高位的陈兰彬，给了这项事业最后一击。他在奏折中说：“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恶习，即便竭力整顿，亦觉防范难周，亟应将该局裁撤。”总理衙门即据陈兰彬之奏，作出了“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