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红军尽管各方面条件都很差，但谍报水平并不逊色。长征中的红军之所以能在无线电侦察中取得杰出成就，归功于中共中央对电讯工作的远见卓识。1929年，周恩来便在上海秘密组建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并委托苏联帮助训练了一批电台工作人员。苏联的无线电侦破和保密技术，在世界上已处先进之列，中国共产党的无线电通讯工作从建立之初，便体现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本国人员艰苦奋斗相结合的精神。打入国民党高层和特务机关内的中共中央特科人员，也智取了敌核心部门的一些密码本，不仅以此译出许多重要情报，也掌握了其编码规律。

　　进入上世纪30年代，中共中央在苏联和国内培训的电讯人员被分派到各支主力红军中，他们结合学到的技术和获取的敌情，又结合实践刻苦钻研，终于掌握了破译敌人密电码的独特方式。

　　长征之前，从1931年的第二次反“围剿”开始，红军情报组织便开始截获破译国民党军的电码，使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在指挥反第二、第三次“围剿”时对敌情了如指掌，所以连连挫败敌人的进剿。不过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各部大都在苏区周围相对固定的位置作战，主要靠有线电话指挥，红军便难以全部掌握敌军的指挥和部署情况。第五次反“围剿”惨败后，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央红军被迫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开始后，敌我双方的军队都在时时运动之中。由于当时国内没有建立有线电话网，蒋介石对国民党军各军、各师下达命令主要通过无线电报发送。此刻，红军的电码破译活动达到了最高潮，敌军的电令大多数都能截获，破译成功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例如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台长宋侃夫，内部外号“本子”，意思是他拿到电台收到的国民党军电码，不用查对密码本，便能心中有数地把它的内容念出来，基本上不会有差错。

　　每破译敌人一个高密度的密电，中央红军的安全就增加一分。在中央红军长征时，负责电讯侦察的军委二局提供的一个个准确情报，帮助中央摆脱了危险。如湘江之战后国民党军在湘西设下口袋阵，一渡赤水后川军以三十多个团在长河南岸准备拦截，过大渡河前敌军在大树堡一带布有重兵等情报，都使毛泽东等领导人下决心迅速改变前进方向。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高度评价和赞扬曾希圣和他领导的军委二局说，没有二局，红军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军委二局在破译敌人密电方面干得非常出色，居功至伟，为保存红军实力立下了汗马功劳。

　　举世震惊的辽沈战役中，毛泽东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兵不厌诈隐真示假，情报工作再一次发挥了无比重要的作用。

　　辽沈战役是一场“关门打狗”的空前规模的大歼灭战，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我北满、东满数十万人的大军南调锦州方向，以形成关闭东北大门之作战态势，东北野战军司令部通过了匠心独具的作战方案：

　　“我军以4个师的兵力向南开进，作出佯攻沈阳之假象，将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东线上来，而我攻锦大军则趁机暗沿四平、郑家屯、阜新西线迅速南下，出其不意地进入锦州地区。佯动过程中可用257号电台编造假情报，隐真示假骗敌上钩，配合我军攻锦行动。”“佯攻部队则要偃旗息鼓、暗度陈仓，不准走漏任何消息。”就在电波的往来周旋之中、在国军的分析辨别之中，人民解放军已悄然如期完成了几十万大军人员、粮秣、弹药等军运任务。

　　辽沈战役全面打响后，解放军巨炮裂空，重兵卷地，取锦州，克长春，势不可挡。当战役发展到歼灭敌廖耀湘兵团防止其与葫芦岛之敌南北会合时，野司适时指示257号电台向敌发出“共军有两个纵队向山海关开去”的假情报。电报发出后，廖耀湘兵团南逃恰与我辽南地区的独立第2师迎头相遇。廖耀湘误认为与我主力部队遭遇，匆忙转向营口逃窜。257号电台又迅速发出假情报：“共军有大量轻骑兵向营口开进。”目的是加重廖耀湘的顾虑，阻止敌人从海上逃跑。这些电报造成了国民党高级指挥官决策上的顾虑，有效地牵制其军队，使人民解放军能够全歼东北之敌、取得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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