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根源之二：阶层结构

现阶段中国社会风险的另一重要根源在于社会阶层结构。一个公正的社会结构至少具有两个明显特征：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平等进入；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互惠互利。〔46〕对于前者，就是指畅通的社会流动，保持精英的循环；对于后者，就是确保每个社会成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社会阶层结构具有基础性、深层性的特征，它的发育健康与否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精英阶层和庞大的底层社会，上层精英的社会资本可以互相交换，而下层群体则是一盘散沙，两者之间的贫富差距逐渐被拉大，中国社会结构呈现“倒丁字型”，社会张力加大，十分脆弱。〔47〕这就容易造成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缺乏互惠互利，出现上层精英的结盟和底层群体的弱势化、边缘化的风险，由此潜伏着社会冲突的隐患。特别是在“分类控制”的国家与社会的基本关系下，上层精英不会对现有的权力结构进行挑战，社会稳定的关键在于底层大众。〔48〕

（二）风险高发性

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风险还有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风险的大量存在，导致社会风险演化成社会危机的比例高。这给我国社会的安全与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中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0.87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49〕再以信访为例，信访量日益增多，仅全国民政部门，2007年为81万人次，2008年升至90万人次。〔50〕究其原因，既有我国社会规模庞大的因素，如人口基数大、人口高度密集等，增加了风险分摊难度；也有社会风险种类多、数量大的因素，大量的社会风险存在意味着更多的爆发可能性；还有双重社会转型的时空压缩效应，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各个时期的社会问题都同时出现，如经济畸形发展、技术片面发展、贫富差距拉大、环境身体的破坏和社会结构的畸形化等，这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会危机的多发性。

（三）风险并发性

现阶段中国面临的各种社会风险之间互相影响，密切相关，潜藏着巨大的并发危险性，如若处理不当，某种社会风险一旦恶化就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其它社会风险的全面爆发，形成冲击波，转化为大规模的社会危机，从而危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甚至会使国家的发展出现方向性转变，对整个国家的前途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我国社会风险的并发性来自于国际风险与国内风险，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文化风险和社会风险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更重要的是，对于中国社会而言，社会结构层面的风险更具有连带和并发性，可能会造成整体社会的转型风险，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安全影响最为严重。具体而言，制度性风险、阶层性风险和文化心理性风险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加重。如制度性风险带来贫富分化差距，造成社会阶层的分化，由此也引发公众的不满、社会阶层的对立与隔阂等。“牵一发而动全身”，这种并发性使得社会风险从总体上更加复杂，原本属于个案化的社会风险有时候就会演变成整体化的社会危机，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的冲击。（如图1所示）近年来，我国频频出现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就是多重社会风险共同演化爆发的结果，究其原因，既有制度不公和缺失的因素，又有贫富差距的因素，还有社会阶层对立的因素等。以安徽池州事件为例，一起普通的人车碰撞事件，既无严重的身体伤害，也无严重的经济损失，却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体性暴力事件。可见，对社会各个层面风险的化解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