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百年来，无数人哀痛于明代的灭亡，在他们看来，清朝的一统，意味着汉民族的又一次彻底沦陷。人们或想到，先于明代数百年的北宋王朝，也经历过与晚明相似的繁荣，而北宋以其军事力量的羸弱闻名于世，然而，靖康之难后宋朝毕竟保住了半壁江山，在南方继续了150年的统治。但曾经兵进漠北，平定安南，万国来朝的明朝却垮得那样快，那样惨。在崇祯年间，清军五次入关，席卷直鲁，如入无人之境。明亡后清军自山海关长驱直入，迅速控制了北方，次年又挥师南下，数月内占据江浙，数年内进抵广州。除了扬州等少数地方稍有抵抗外，清军可谓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尽管明朝最后的永历政权为留住残山剩水，与过去的劲敌——农民军余部携手抗清，但毕竟大势已去，十余年后便宣告彻底失败。

不少人对明代的灭亡怨天尤人，耿耿于怀。殊不知，正是晚明盛行的病态政治、赋役苛扰与民心的丧失决定了明代的覆灭乃是历史的必然。

病态政治

说到晚明的病态政治，人们自会联想到宦官专权，然而宦官专权其实不过是病态政治的种种表现之一。病态政治的根源在于政体。明太祖创立了前所未有的集权专制，废除丞相职务，由所谓的“内阁”秉承圣意处理政务。但内阁的意见“票拟”往往是君主施政的主要依据，因此说“内阁”仍具有一定的权力，只不过它的权力完全依附于皇帝的“批红”。对于勤于政务的君主而言，内阁作为其行政秘书，不难予以驾驭；而一旦君主怠于政事，则内阁的权力便会急剧上升，为权力所诱惑的官员也会为了内阁的执掌权而明争暗斗，互相倾轧。内阁首辅要保证其地位，又必须获得那些代行“批红”的权阉的支持，从而形成腐败的官僚——宦官集团，攫取各种政治私利。专制制度下最高统治者的疲软，引发官僚对于权力的争夺，形成政治利益集团，使腐败日益加剧，这是明代一再发作的政治病症，也是一切专制政体难以避免的通病。

赋役苛扰与两极分化

对于一个专制君主来说，天下的地土民众都是其家产，而将这份财产经营得当，传与子孙，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各级官员则如他的管家与仆人，负责管理家业，维持家中的开支用度。一个善于治家的主人，不仅要选择胜任的仆人，也要密切监督考察，规范其行为操守，还要善于培养仆人们的忠诚度。明太祖支给官员们难以接受的低廉俸禄，但其严苛的监管与残酷的刑罚遏制了官吏的渎职腐败。而时至晚明，荒淫贪婪的明神宗、玩乐无度的明熹宗无暇监管，致使整个官场的腐败登峰造极。隆庆、万历之交明廷推广“一条鞭法”，将诸项赋役归并后折银缴纳，本意在于减化赋役制度，减轻人民负担，然而各级官吏为中饱私囊，在正税外滥行科派，臭名昭著的“火耗银”便源于此时，其少则占正税的十之二三，多则达正税的数倍。百姓艰于完税，不得已或售卖地产，或逃亡他处，或诡寄地产于豪绅名下，极大地刺激了土地兼并，加之明廷动辄滥赏宗室地产，以致催生出一批地跨万顷，田连阡陌的藩王与官僚地主。与此同时，据顾炎武估计，富甲天下的苏州、松江等地，晚明时9/10的民户沦为无地的佃农。大量的失产民众与严重的两极分化，体现了晚明社会的空前危机，剧烈的社会动荡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