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留学德国期间，由江西省教育司公费资助，但因时局动荡，资助难有保障，生活着实困苦。陈寅恪三女儿陈美延回忆：“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

当时留学国外，很多人专为学术而学术，对硕士、博士学位并不在意。傅斯年欧洲7年求学，回国时只留下几本笔记。陈寅恪国外留学多年也是未拿半个学位，为读书而读书不用学位装点门面欺世盗名，直至现在仍是美谈。

教授

“教授的教授”在战争中颠沛流离

1925年秋，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先后受聘。1926年8月，自德回国的陈寅恪告别长达16年的海外游学生涯，抵达清华园，清华国学研究院迎来“四大导师”的最后一位。时年陈寅恪仅37岁。但仅一年后，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陈寅恪教授作为他的同事与好友撰写了碑铭，是为学术史上不朽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碑文抒发思想自由之真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此成为学人道德文章的至高追求。

不过，随着王国维跳湖自尽，梁启超随后病逝，赵元任准备出国讲学，清华国学研究院唯剩陈寅恪苦苦支撑。1929年7月，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布解散，仅存4年，徒留后人惋惜追忆。

国学研究院解散后，陈寅恪转而为清华大学历史、中文两系合聘教授。他讲课时不仅本校学生和外校学生来旁听，就是清华本校教授朱自清、吴宓与刘文典等也常来旁听，“教授的教授”自此流传。

这几年，陈寅恪享受到生命中难得的几年舒心生活，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的沦陷，让事业家庭两顺的陈寅恪开始颠沛流离的转徙生活。陈寅恪和妻子共育三女：长女流求、次女小彭、三女美延。全家从北京出发，几经辗转，来到昆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临时合作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授课。

1939年春，牛津大学拟聘请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陈寅恪不习惯昆明高原气候，时常闹病，便于暑假离开昆明经河内到香港，准备全家赴英伦，但因旅费难以筹集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遗憾未能成行。

此后，陈寅恪在广西大学授课期间，曾冒被轰炸的危险经湖南衡阳到粤北石坪，在迁至该地的中山大学讲学数日。他应该不会想到，这只是自己与这所大学缘分的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