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鸦片战争后，近代闽南的中心城市厦门成为最早开埠的通商口岸。伴随着鸦片战争而来的社会转轨，新兴口岸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首先发生深刻的变化。处在传统文化的边缘与新兴口岸文化城市之中的闽南，开埠后开始出现一个特殊的新士绅群体，包括一些脱离传统科举道路而转入新式商业和文化事业的读书人，他们在近代闽南社会转轨的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晚清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迁。这种变迁首先从口岸城市开始，近代闽南的中心城市厦门，是在屈辱的《南京条约》中最早被迫开放的５个通商口岸城市之一。“口岸城市新文化的最有意义的特点之一，便是它相对游离于古老内陆文化的限制和禁忌之外。”［１］闽南正是处在传统文化的边缘与新兴口岸文化城市之中，伴随着鸦片战争而来的社会转轨，政治、经济、文化首先发生深刻的变化。闽南重要的城市之一泉州，早在宋元时期就是举世闻名的国际贸易中心港，虽然明中叶以后泉州港的地位开始下降，厦门港的作用不断上升，但厦门仍然隶属于泉州府同安县。鸦片战争后，厦门辟为通商口岸，厦门与泉州的经贸仍然是一种从属互动的关系。因此，以泉州为例，论证近代闽南士绅阶层的社会流动，能够涵盖近代闽南社会剧变中的这一历史现象。

两宋时期泉州以东方大港的地位，经济发展在全国举足轻重，随之而来的是文化教育的蓬勃发展，科举盛况空前，以１４００多名的进士人数在福建省乃至全国占有一席之地。明代泉州迎来了科举的第２个高峰期，进士与举人人数跃居福建各府州前列。清代泉州科举虽步入衰退时期，但举人数与进士数仍然位居福建各州府前列，基本保持科举强府的地位。据统计“明清两代泉州的进士总数在全国位列第7名”。［２］伴随泉州近千年科举辉煌而来的，是一大批科第人物与科第家族的涌现。出现所谓的“望族”群，这一群体起家的共同道路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并支持子弟应试入仕，保持家族的特殊地位；由此形成闽南的绅士阶层。在过去１０００多年中，尤其是明清两代，士绅越来越多地主宰了中国人的生活，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转型的晴雨表，是深入探究这一现象的重要切入点。“近代福建社会观念更新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注重工商，讲求实学。”［３］这时闽南开始出现士绅阶层的社会流动，产生了特殊的新士绅群体，即一些脱离传统科举道路而转入新式商业和文化事业的读书人，这是近代闽南社会新陈代谢的重要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