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16大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我国宪法规定，人民当家作主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石和灵魂，是代表大会的代表性。可是以11届全国人大的湖北代表结构为例，占总人口百分之六十三的工农，其代表所占比例只有百分之十，其中还包括具有基层领导干部身份的，不具干部地位的普通工人、农民更远低于这个比例；只占人口千分之五的官员代表，却占了代表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四；而代表中的私营企业主所占的比例也远高于工农。马克思的上述论断揭示了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和目的。例如市场机制原理的基石，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动因，同样都是利益。就人民代表大会设计的理论依据讲，也是基于这个原理和规律。为调节各个阶层、各个民族、各个地区以及各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必须坚持权力平等原则，按它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选派代表他们利益的代表组成政权，才能体现代表性，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权益。因此，代表大会代表结构的代表性，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本质体现和保证，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灵魂和基石，抽掉了这个灵魂和基石，人民代表大会就会变质。大家知道，股份公司最大股东的股权不需过半就可控制公司的性质使之为其利益服务。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共和国的性质，只有占居人口大多数的工农和知识分子的代表居于国家权力机关的统治地位，才能保证其决策、执行和监督机制能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权益。按照马克思所揭示的这个规律，当前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结构组成，实际上是一个领导干部大会，这显然违背我国的国体。按照马克思的上述论断和列宁关于阶级划分的原理，当前的领导干部已经形成为一个独立阶层。他们实际掌握着公共资源和直接生产劳动者的支配权，同不占或很少生产资料的直接生产劳动者工农群众之间，处于支配和被支配地位，客观上存在着利益矛盾甚至对立，如果其权力的授予和使用不受或很少受制约，在市场趋利机制的驱使下，就难避免以权谋私，侵犯在他们直接支配下的工农的权益。这正是公权力的运行很难贯彻以人为本，许多地方向资方倾斜（这里的“资方”是广义的，它包括资本家和实际掌握资源支配权的领导干部阶层），发生官商勾结。这是权力腐败难以遏制，即便正确的中央决策和方针政策，也受到抵制，往往走样变形，甚至实际变成了以资为本，以致造成上述恶果的主要制度原因。

毛主席一辈子花了极大的精力发动一系列思想教育运动，企图解决党群关系问题。我参加革命60多年，也经历了建国后历次的整风式的干部思想教育运动，有的对于违纪的干部压力是很大的。本来我是感到干部思想教育很重要，原以为通过思想教育就能解决党群关系问题，才从事干部政治理论教育，至今已38年了，没想到与我原来的设想相反，得出的结论竟是执政条件下的权力腐败不可能单靠思想教育根本解决，至少作用甚微。马克思的上述论断使我坚信这个看法是正确的。过去革命时期对党员和干部进行思想教育效果好正是这个规律的作用：无产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但执政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干部的出身和在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根本不同了，还无视这个规律、照搬这个办法就不灵了。原来他们也难免受这个规律的支配。实事求是地讲，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不是口头或纸上）入党主要就是为做官，最终是为个人利益，因此单靠思想教育不可能使他们自觉地执政为民。解决的根本，必须遵循马克思揭示的这个真理，利用这个规律，从制度上由人民控制权力的授予和执行，把他们的利益与人民利益捆绑起来。这个根本制度只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