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熟知尤努斯教授的“乡村银行”的理念，事实上印度企业的“反向革新”与此一脉相通：即低端市场同样可以作为企业盈利和国家发展的增长点。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国际周期性调整和国内结构性转型同时进行的时期，依靠“反向革新”来增强企业竞争力和经济持续性具有必要性和急迫性。与印度的国内消费主导模式相区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投资—出口”主导特征。而且，与印度低端市场潜力巨大相类似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显著提高，但不同群体分享增长成果的程度却有不对称性，城乡、地区、行业三大差距在某些时期甚至有相对拉大趋势。正如硬币的两面，是难题，也是机会———国内低端市场和“反向革新”空间，是极其庞大的。

所以，中国企业也可以尝试通过“反向革新”，形成新的增长点。就实践来看，中国的企业“反向革新”程度似乎在整体上滞后于印度，这种格局与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特征以及企业营商环境等因素有关。当前，我国许多企业存在着某种矛盾心态：既希望通过技术创新而走向产业高附加值领域，又希望外部市场快速回暖以回归原来的加工生产阶段，这些心态均未充分考虑通过“反向革新”来满足国内低端市场。事实上，中国需要通过反对贸易保护和稳定货币币值来拓展外部市场，也需要通过促使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来增强在国际市场的定价权，但针对国内低端市场的“反向革新”更具有操作性，也更契合提升国内居民福利水平的增长目标。

基于此，我国政府需要持续改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和创新能力。当前劳动和资本等要素的市场化改革相对迟滞，而产业政策又为民营企业设置了进入壁垒，因此必须通过深化劳动和资本的市场化改革，促使要素真正按照效率基准进行有效配置，增强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本存量和产品创新能力，降低民营企业的进入壁垒，如此方能激发中国企业“反向革新”的动力。

此外，我国还应持续健全低收入群体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例如农村的道路、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可提高市场交易效率；加快建设低收入群体的商业网络体系，例如农村的特许专营、批发、零售等渠道建设，可增强产品渗入程度；积极完善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例如农村的基本教育、养老、医疗等福利供给，可激发低端市场需求。所谓的“反向革新”，绝不是企业一力可承担，而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