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大会。发出会议通知时已是1961年11月16日，通知要求所有出席会议者都要在1962年1月8日前到达北京。这就意味着元旦一过，实际的接待工作就要开始。筹备时间仅一个半月，谈何容易！

在陶铸提议召开全国的地委书记会议时，邓小平的第一反应就是，来那么多人，吃饭怎么办？他顺口丢下一句话：各人带猪肉，带青菜来。当然，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而现在要开到县委书记一级，与会人员就要多出一二十倍。不言而喻，在那个年代，会议用餐就成了大问题。

由于当时正处于粮食严重短缺、经济十分困难时期，这么大的会议规模，安排吃饭很不容易，据当时参与接待、负责生活的一位同志回忆：

吃饭是十人一桌，大锅菜，不管你是中央领导，还是一般工作人员，都一样。坐满才上饭，坐不满不行，饭票丢了也不行。

特别是安全保卫组为了保证会议供电、保证食品安全，有时会把供电局的工程师、负责人，还有负责食品供应的人找来开会，但每到快吃饭时就赶紧散会，不然就没有办法管人家的饭。有时实在不好意思，就把自己的饭票给人家，然后自己回家吃饭。做保卫工作的，每个驻地警卫组也就只一两个人属于在编人员，大会管吃管住。不在编的，大会不管饭。结果弄得内部同志也有意见。

作为一次全国性会议来说，就餐问题本应是个完全不成问题的问题，在当时竟引起如此关注，足见当时粮食问题的艰难，也说明七千人大会的就餐都是与当时的粮食问题密切联系的。

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作自我检讨

为了把话讲透一点，使大家的气更顺一点，毛泽东决定延长会期，并留与会者在北京过春节。在1962年春节前后，会议进入“出气会”阶段，各省大致都是在春节前听取意见，即由地委、县委书记们“出气”，春节后检讨。而检讨的集中点也大多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粮食问题上。

广东检讨了1958年11月向中央报喜，全年粮食平均亩产1650斤，和由此体现的丢掉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的问题。浙江检讨了在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提出纠“左”的六条指示后仍在不切实际地提出“把早稻双千斤的锣鼓敲起来”等错误。上海也检讨了对纠“左”没解决思想问题，仍然制定较高增产计划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