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否认，在酝酿和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我国国情，特别是对我国经济文化的落后状况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又过多接受了苏联过渡时期理论与实践的影响，从而使过渡时期总路线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足。由于开始向社会主义的全面过渡，就在实践中过早地采取了社会主义步骤（而这是当时中共中央最耽心犯“左”的错误的一个方面，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思想并不是否认过渡时期的变化性，而是想在社会发展阶段和基本政策上避免混淆阶段性，犯性急的毛病），导致在过渡时间上要求过急，在达到的目标上定位过高，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弊端和消极作用估计得过于严重，急于建立纯而又纯的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给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带来了不良影响。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已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有没有必要使它成为唯一的经济成分，可不可以有限度地保留一部分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调节的作用是否还需要发挥、如何发挥？国营经济如何发挥中央、地方各级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集体经济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需不需要划分层次，根据不同情况发挥不同层次的积极性？还是公有范围越大、经营越集中越好？这些问题以及社会主义改造后期过急过粗带来的其他问题，在改造过程中大都或多或少有所觉察，只是没有冷静下来，实事求是地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慎重决策，就在改造的热潮中被掩盖起来。当时和多年以来，我们都笼统地认为三大改造完成后进入了合格的社会主义，而没有认真考虑它的阶段性，相反却进一步引发了向共产主义的急于过渡，大踏步“跃进”。

近30年来，经过对历史的反思，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当时进入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且这个阶段会持续上百年；在这个阶段需要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不能过分人为夸大自发资本主义的复辟倾向，过分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过高估计公有制的普遍适用性。特别是通过党内斗争，以搞运动的方式掀起全国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实行了许多超阶段的措施，超越当时的实际可能，变成了强制和剥夺，这是值得认真吸取的历史教训。

造成这种改造要求过急过纯的主要原因，是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陷入教条式理解，在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盲目过渡。后来，毛泽东虽觉察到一些问题，提出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但总体上说，此时我们已经确立了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上追求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思路，以致在1957年后的20多年里发生了偏差，本来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就已发现的问题，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真正获得解决。诚然，我们不能苛求当年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今天的水平，而且就50年代中国经济和中国历史的全局而论，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但从总结教训的角度思考，从长远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件下，三大改造所造成的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虽使社会主义制度得以确立，却因公有制的过纯而限制了生产力发展的应有活力，这是显而易见的。1980年10月，邓小平曾实事求是地分析指出：“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建国以后的三十年中，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讲到成功和成就，他从大的方面列举了几条：第一，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第二，旧中国，不论北洋军阀时期，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没有真正统一过。新中国实现了真正统一。第三，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许多青年缺乏了解。”第四，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