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刘少奇的“天津讲话”，研究“天津讲话”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更加感到刘少奇的天津之行和“天津讲话”具有重要的纠“左”作用。应该肯定，解放后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中共天津市委、市人民政府贯彻执行党的城市接管方针、政策，带领干部群众，克服重重困难，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完整接管，使这座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黑暗统治的城市回到了人民手中，使党员干部经受了执政之初的考验。但也确实存在“左”的干扰。当时天津存在的“左”倾情绪，主要表现在如何对待私营工商业和高级职员上。在对待私营工商业问题上，一些工人和店员急于消灭民族资产阶级。他们认为共产党使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应该像农村斗争地主那样斗争资本家，像农村土改一样分厂分店，因此解放初期曾经出现了工人分厂、店员分店现象。在对待私营工商业问题上，党员干部一方面怕犯右的错误，对于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没有足够的认识，对于群众“左”的情绪和行为制止不利；另一方面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认识不够，在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中出现了“左”的倾向，对私营经济限制多、兼顾少，利用少、排挤多，客观上起了急于消灭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因此，造成了资本家思想顾虑重重、复工复业不积极，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恢复发展，也加剧工人失业。对于这样重要的问题，天津市的领导干部也存在模糊认识。在市委扩大干部会议上讲到私营工商业问题时说：“我们进来后，建设天津基本要依靠工人，我们纠正了过去发生的偏向，即重视私人资产阶级比工人还要多，所以我们没有买他们的账。军管会开会召集工人，先和工人见面，对他们是冷淡的，使工人感到共产党是工人的，所以工人情绪都提高了。”“希望各干部大胆向他们（资本家）解释工商业政策。以前干部都很谨慎，也有的谨慎到不敢说话了，在党的既定政策范围内，干部要大胆宣传，在范围外的，胆子还是小一点好。” 干部群众对待私营工商业的“左”倾情绪和行为，如果不及时制止将不利复工复业。正像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讲话中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毛泽东并严厉地说到，“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 毛泽东要求接管城市后，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面对复杂的城市工作，尽快组织生产建设，对于有着丰富革命战争经验和农村工作经验的党员干部的确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刘少奇来津后立即着手解决这个问题。针对“左”倾情绪和行为，他在干部群众中反复宣传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刘少奇指出：“中国今天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否则将违背人民利益，也违背了工人利益。” 他列举了我们党在根据地接收私人资本后自己管理，结果搞不好。他说，目前中国的经济落后，我们搞的是新民主主义经济，资本家还有存在的必要。他指出：“在私营企业中，只顾工人利益，使生产不能继续和发展，是对工人根本不利的。这不是发展生产而是降低生产。我们要把问题的真谛和前途告诉工人，不管现在工人喜欢不喜欢。”“不要怕说闲话，怕被人说投降了资本家，该说的话不说，结果是害了工人，工人失业后骂你，我们要早讲才对。” 刘少奇为了消除干部群众“左”的情绪，他要求党员干部和群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认清“左”倾错误的危害，纠正“左”的倾向。他说，共产党员不是放在箱子里不见人的，而是经风霜的，这才能考验一个人的立场。“‘左’的东西常常是有一股劲的，反‘左’的劲头一定要比它原来的劲头更大才行。” 共产党员应该讲原则讲立场，他告诉干部搞好“四面八方”关系，发展生产，又不是失掉立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在对待高级职员问题上，“左”的表现主要是，接管后国营企业普遍存在工人把职员当作斗争对象的情况，造成职员与工人对立。职员不敢管理生产，工人不听职员指挥，严重影响了生产。刘少奇了解情况后立即予以纠正，严厉指出这是“左”的情绪。刘少奇从分析职员的阶级属性入手，向工人干部说明职员不是斗争对象。他说：“职员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是无产阶级的一个特殊阶层，是整个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　“职员和工人统统是工薪劳动者，雇佣劳动者，虽然一个是脑力劳动，一个是体力劳动，但基本上都是劳动者。”　刘少奇指出，职员和工人都是工人阶级，自己内部必须搞好团结。他批评工人反对职员、清算职员是“左”倾过激行为，要纠正，否则就是乱了自己的队伍，对于生产事业极为不利，也不利于工人群众的利益。他希望工人群众站的高些看的远些。刘少奇说：“国家依靠工人，同时也依靠职员，特别依靠厂长、工程师和技师。现在国家需要发展工业，交给我们一个任务，这是光荣的。” 发展生产是工人和职员共同的目的。天津在接管后除出现上述“左”的表现外，在贯彻执行城市具体政策上也程度不同地存在“左”的倾向。刘少奇通过调查研究具体分析，一一纠正了存在的“左”倾偏向。天津出现的“左”倾偏向，在当时新接管城市中具有普遍性。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尤其是纠“左”的重要讲话，对于纠正党内“左”的错误，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