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前夕，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反复思考如何防止出现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从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到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到1949年3月从西柏坡迁往北平的途中，毛泽东发出了“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豪言。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率领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平城。出发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去”，并且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为什么会这么说？我们认为，这是毛泽东自延安整风以来，一直长期思考的问题，即如何防止出现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这段轶事有个来龙去脉，说来饶有兴味，并且发人深思。

一、从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说起

1944年3月10日，郭沫若为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打进北京推翻明王朝又仓皇败出北京城三百周年，写成了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17日，郭沫若把文稿送交在重庆的董必武审阅。19日，重庆《新华日报》开始连载，到22日全文载完。郭沫若在这篇文章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精辟地分析了这次农民大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文章认为，这次农民大起义之所以从巨大胜利的顶峰迅速跌落下来（1644年进入北京，1645年就以失败终），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它的一些首领因为胜利而骄傲起来，生活腐化了。文章说：“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荚降官，搜刮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享乐。”“就这样在京城里忙了足足一个月，到吴三桂已经降清，并诱引清兵入关之后，4月19日才由自成亲自出征，仓皇而去，仓皇而败，仓皇而返。而在这期间留守京都的丞相牛金星是怎样的生活呢？‘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二是屠戮功臣，进行宗派斗争。文章写道：“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然而对于李岩们的诛戮却也未免太早了。假使李岩真有背叛举动，或拟投南明，或拟投清廷，那杀之也无可惜，但就是谗害他的牛金星也不过说他不愿久居人下而已，实在是杀得没有道理。”李自成不仅没有采纳李岩提出的一系列正确意见，反而听信牛金星的谗言杀了李岩，自折臂膀，由此而导致了起义领导集团的“解体”，最终难以逃避失败的命运。

《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不久即传到延安，立即引起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视。在抗日民族战争即将胜利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式农民战争，会不会重稻李自成的覆辙，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深深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