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陈云主持东北的工业建设在主持制定1949年东北经济发展计划时，曾从东北经济的特点指出：恢复的重点是恢复工业，工业投资的重点是恢复重工业。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陈云提出了“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的财经方针，他指出：“在国防方面，我们主要的要加强陆军和空军的装备，和必要的海防建设。这些事情虽然都属于军事装备，但它们同时也属于财政经济方面的……今天为了保证实现财政对策的第一项，我们可以不惜一切地来修改其他已定的计划。”　国防工业是以国家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的建立和发展为基础。这就要求国家进一步加强整个工业化建设的规划和准备工作。

为了说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意义，1953年9月，毛泽东在《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中指出：“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1953年12月，在《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进一步强调：“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如果我们不建立重工业，我们现有的轻工业就会一天一天破旧，而得不到新的装备的补充和改造，要扩大轻工业和建立新的轻工业也会困难。因为没有重工业，过去在我国农业中就几乎完全不使用机器，也很少使用化学肥料；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发展机器工业和化学工业，我国的农民就会长期得不到新式农具和农业机器，长期得不到更多更好的化学肥料，我国农业的合作化和农产量的增加就会遇到困难。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必须是发展重工业。” 1954年6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形象地说：“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和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在制定和实施“一五”计划的过程中，刘少奇对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认识与毛泽东一致起来。1956年9月，刘少奇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一文中说：我国的工业化事业是以发展重工业的生产，即生产资料工业的生产为基础的。在旧中国，生产资料工业的产值在全部工业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很低，在1949年，只占26.6%，这是中国生产力落后的标志。要根本改变这种状况，就要保证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工业的生产。1952年，生产资料工业的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35.6%。 “为了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我们在今后必须继续贯彻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有些同志想把重工业发展的速度降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试问：如果我们不很快地建立起自己的必要的机器制造工业、冶金工业以及其他有关的重工业，我们用什么东西去装备轻工业、运输业、建筑业和农业呢？我们就将得不到必要的各种机器，得不到必要的钢材和水泥，得不到必要的电力和燃料，我们的国民经济就将长时期陷于落后的境地。很明显，我们决不能那样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