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施坦的言论当然受到德国党和第二国际主要领袖的批判，其中，尤以考茨基的反对为烈，以至伯恩施坦将他称做“宗教裁判官”。考茨基一方面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的“崩溃论”和传统的斗争策略，另一方面也认为英国“是一个完全例外的国家”，“因此在那里工人有可能在和平的道路上不经过灾变而逐渐取得权力”［3］。考茨基且战且退，最终还是与伯恩施坦走到了一起。至此，坚持传统斗争策略的“左派”队伍在西欧越来越少，而“修正主义”的“潮流的确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打击。它存在着，而且将继续存在”，这是“因为学说和实践之间因而形成矛盾，这些矛盾只有通过对前者的非正统的、不带文字气的检查才能克服”［1］374。与此同时，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和以后发展起来的东方共产党人以及西方党少数派的“左翼”，仍在“崩溃论”的基础上坚持着暴力革命的传统策略。

二、是资本主义的新纪元还是社会主义在一国或数国的首先胜利？

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这使第二国际和各国党内原来的争论更加激化。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和列宁的“最高阶段论”的抗衡。

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不是一种制度和一个历史阶段，而只是一个“政策”。“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征服和吞并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4］69。因此，工业资本主义民族间发生了冲突，这些冲突引发了“军备竞赛”，“这些对立是使早就被预言的世界大战现在成为事实的最后根源”［4］82。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对立的严重威胁，“任何一个有远见的资本家今天都要向他的伙伴们大声疾呼：全世界资本家联合起来！”［4］83。这就是说，资本家只有联合起来，消除对立，才能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因此现在从帝国主义大国的世界大战中也能够产生其中最强大的国家的联合，这一联合将结束军备竞赛”，从而进入了“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级帝国主义的阶段”［4］84。换言之，“超帝国主义暂时可能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造成新希望和新期待的纪元”［4］117-118。所以，帝国主义政策应该“被一种新的超帝国主义政策所排除”，而资本主义制度还不可能“破产”，即使在某些方面表现了“资本主义某一阶段道义上的破产”，而到了“超帝国主义”时代，这种“道义上的破产趋势就有可能暂时缓和下来”。考茨基对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支持资产阶级政府的政策是做了自我批评的，但他却把造成错误的原因归之于“矛盾交织在一起”而“难于表态”。虽然“到处都犯了错误，但是在错误和放弃人们在半个世纪所争取的一切原则之间毕竟有很大一段距离”［4］124。战争进行一年多以后，考茨基等中派才开始反对战争，要求缔结和约，但他们仍反对以社会主义革命来制止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