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夏天，正值协约国武装干涉、全面内战爆发、新生苏维埃政权处于十分危急的时刻，考茨基抛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小册子，认定俄国革命必须走“西欧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这条固定道路”。首先，考茨基以“超越阶段”为由根本否定十月革命的合理性。他认为，俄国革命只能“是最后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在考茨基看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意志”（又被称为第一条件）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可能性（又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原料）。除此之外，他还特别强调无产阶级的“成熟”。这个“成熟”，包括实现社会主义的“兴趣”、“力量”（指人数）和“能力”，而这些条件只能在资本主义工业发展中，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努力中产生”［6］7-9。俄国因为资本主义大工业还不发达，小生产还占很大分量，所以不可能具备上述条件。考茨基指责布尔什维克违背马克思、恩格斯的教导：“任何国家的人民都不能超越或者用法令来取消那些自然的发展阶段。”接着，考茨基把苏维埃俄国面临的所有困难都归咎于这个“超越阶段”的十月革命。考茨基感到最不可接受的是“立宪会议”被解散，把“向来是一个阶级的战斗组织的苏维埃变成了国家组织”，把社会革命党（右派和中派）以及孟什维克的代表“排除在苏维埃之外”，以后“社会革命党左派中间大部分人也从苏维埃里被开除出去”，于是形成了“无产阶级内的一党的‘专政’”。考茨基认为，这些都是因为“超越阶段”的革命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受到包括相当部分的工人、大部分农民、小生产者和一切有产阶级的反抗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这既是“内战”的原因，也是“发生普遍贫困的原因”。于是，他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比喻为“早产儿”，并断定“通常是活不成的”。［6］54考茨基开出的药方是“纯粹民主”。他说：“如果能够及时地用民主来代替专政，那么革命的主要成就还能得到挽救。”［6］81但是，考茨基所说的“民主”是西欧当时已经实现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因为，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无产阶级“都将以‘和平的’经济上、法律上和道义上的手段来进行斗争”，不要“光是不断思考着和谈论着革命”。这样，“无产阶级可以单单谈论小事达几年甚至达几十年之久”，等待那些“会燃起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和革命努力的形势”。［6］23考茨基就是要按这个逻辑来重新安排俄国的政治经济秩序，以“挽救”二月革命的“主要成就”。也就是要俄国以二月革命胜利为起点，按照西欧国家社会发展和社会民主党走过的道路前进。

列宁迅速写成并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对考茨基的观点予以痛斥。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公式是说明“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任务”，是马克思、恩格斯积数十年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而不是他们偶然“说过的一个词”。列宁进而论述了无产阶级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区别，批判了“纯粹民主”的观点。列宁以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历史来说明布尔什维克决定解散立宪会议的正当性。因为，“苏维埃共和国是比有立宪会议的普通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民主形式”；“‘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实际上成了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及其帮凶的口号”。而考茨基和孟什维克反对解散立宪会议，就是主张“不应该把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主张“应该同资产阶级调和起来”。［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