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对人权的尊重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的权力资源。在全球化时代，公民具备了世界政治舞台上独立表达自己意志、维护自己权利的能力和资源，过去局限在各个国家领土疆域之内的公民现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某种“世界公民”，这就迫使世界各国政府重新认识自身的定位。国家只是人民的公仆、公共权力的代理人，而不是公权的所有人。一个在内政与外交中都尊重人权的国家必定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其次，民间外交的活力是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社会的发展通常都会产生一个“市场失效”、“政府无能”的公共领域，在客观上需要公民社会来填补。全球化在赋予民众参与外交事务能力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国际公民社会的空间，如国际环境保护组织、国际人权组织、扶贫援助与发展组织、宗教和价值观组织、文化保护与交流组织等等。在这些领域，政府的力量很难得到认可和施展，就需要交给民间组织来处理。在全球化时代，国家面临的国际竞争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单靠政府的力量已不能满足外交工作的需要，因此鼓励民间力量参与外交将提升国家的战略能力。

最后，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建立良性的伙伴关系。发挥民间外交活力的关键在于如何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伙伴关系。听任社会力量自行其是、放任自流是不行的，因为公众的行为不一定符合国家利益的需要；而试图将社会力量完全纳入政府的控制之下也是不可能的，失去自主性和主动性的民间外交必然会丧失其活力。政府可以通过制度建设对民间外交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例如通过资金、智力和技能培训的方式逐步影响和塑造社会力量发展的方向，在这个方面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建立的基金会制度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