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惠年1926年参加革命，调入上海中央特科，正逢中共中央机关屡遭国民党破坏的风声鹤唳之际。她所在的三科负责保卫中共领袖和锄奸，由中共特委三成员之一顾顺章直接领导，曾令敌特和叛徒言之色变。这位每月生活费仅一块多大洋的年轻女性，常要身藏短枪弹药，穿过巡捕、特务密布的区域，送到三科的行动地点。而在此区域携带武器的人，一旦被查出，苛刑极重。

顾顺章叛变后，周惠年与继任三科科长的谭忠余结婚。中共第三任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时，周恩来就在她家藏身。后谭忠余赴苏联学习，回归途中作战牺牲。周惠年遂与协助部长周恩来工作的中央军事部秘书李得钊结婚。

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无法在上海立足，迁往江西中央苏区，李得钊任新组建的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秘书长。然而危险与幸福并存的日子也那样的短暂，1934年6月，李得钊与执行局书记李竹声遭捕。不久，刚刚分娩的周惠年，和同一联络点的“革命母亲”夏娘娘也系狱。监狱的难友，都叫她那出生两个月就入狱的孩子“囚童”，熟悉他的大人们，后来都习惯称呼他囚童。

国共二次合作后，周惠年出狱，1939年她结束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生涯，赴延安进中央马列学院学习。新中国成立前夕，她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当秘书。

1949年的囚童已经15岁了，他还能记起，中共中央进驻香山后，他母亲的办公和居住之所，在朱德的住处隔壁，门口有一个岗哨。“再往西是刘少奇家，毛泽东住的双清别墅在最里面。”

“中共中央的几大领袖，除刘少奇秘密赴苏联，周恩来主要在城里活动外，像毛泽东、任弼时、朱德还都在香山，因为我们不时能看到他们。我记忆到中南海看母亲的时候，是我读中学之后，就是说已经过了9月1日。”

依照囚童的回溯，七八月间毛泽东还未正式搬进中南海，否则围绕他运转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必然要随之而去，他看母亲就不应该是上香山，而是进中南海；同时毛泽东进中南海，工作中心转移了，朱德、任弼时却以香山为另一个中心似乎不太合情理。朱、任跟毛泽东走了，如影随形的秘书们，也不可能还留在山上。 （摘自 《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作家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