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探索有利于防治腐败的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的形式及工具

一是在预算编制方面，改革单一的基数预算方式，实行基数预算和零基预算相结合，对职能相对稳定的部门采用基数预算，而职能不够稳定或变化较大的部门采用零基预算，防治部门预算的无因膨胀、只增不减和不合理配置；二是在预算审议方面，改革单一的整体表决方式，有选择地对数额大、对国计民生关联密切或者投入结果不确定的预算进行辩论预算和个案预算方式的试验，允许人大不通过某个部门的预算或某个单项预算，防止预算审批中的“搭便车”现象；三是根据我国两会召开的特定时间安排，将预算年度从现行的1月1日至12月31日调整为4月1日至次年的3月31日，解决我国预算未批先行的历史遗留问题，防止一些地方和部门利用既成事实“绑架”预算审批的现象；四是修改有关法律，强化对预算违法行为的法律约束力。我国现行《宪法》尚未有涉及预算的内容，《预算法》第73、74、75条对擅自变更预算、擅自动用国库库款、隐瞒预算收入行为的处罚也仅仅限于追究行政责任，而未提到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这对预算违规、违法者的拘束力十分有限。因此，有必要在《宪法》中对国家预算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加以规定，在《预算法》中增加对预算违法的法律责任追究的条款，同时，在《刑法》中也要增设预算违法方面的罪种。

作者：郭剑鸣，浙江财经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杭州市，310018）

[1]。参见马骏：《中国公共预算改革：理性化与民主化》中关于自产国家、税收国家的讨论，第31~56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2]。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讨论了国家为履行公共职能而组织财政收入的方式、来源和原则等。这些思想被认为是公共财政理论的渊源。参见《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五篇，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全选》，第7卷，第339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8 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高培勇：《中国公共财政建设指标体系：定位、思路及框架构建》，《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7年第8期。

[6]。邓小平：《邓小平论财经》，第224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7]。江泽民：《江泽民论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第53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

[8]。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2009年3月5日。

[9]。参见贾春旺：《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04—2008。

[10]。2003年至2007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179696件209487人，比前五年分别下降13。2%和9。9%。贾春旺：《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08年3月。

[11]。现阶段，到底有多少政府收支未纳入预算，各地情况不一，在有些地方，“有人甚至认为只有1/3的政府财力被列入了预算”。张馨：《财政学》，第2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3]。全国地方政府每年的预算外收入究竟有多少，恐难精确统计。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平新乔教授对2004年地方政府财政状况的研究，当年地方政府仅卖地、行政性收费为主的两项预算收入，就分别达到6150亿元、4323亿元，合计占当年地方可支配财力30367亿元的1/3。《海峡都市报》，2006年11月2日。

[14]。自2003年，审计署推出审计结果公开制度起，财政部就是被点名批评的次数最多的部门之一，财政部在每年的审计报告中都被审计出有重大预算违规行为。参见2004—2008年审计公告。

[15]。我国现行《审计法》只赋予审计机关纠正、停止被审计单位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权力，对直接责任人的处理只有建议权。

来源：《政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