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即使将大学生失业率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在绝对数量上依然会有相当多的大学毕业生流入大学生就业困难群体。根据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理论，社会冲突是随着“准群体”转化为“显群体”而最终爆发的。原来的失业大学生可以说是社会冲突形成过程中的“准群体”，他们把失业主要认为是自己的原因，没有共同的利益认知，整个群体处于一个松散的聚合状态；而现在，大学毕业生已经开始把失业的原因集中认知为社会因素，并且开始有了共同利益的认识。大学生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具有明确的利益要求，年龄又不大，容易冲动。因此，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群体的保障问题，是值得高度关注和认真思考的。

其次，扩大教育差距甚至社会差距。在我国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后，大学毕业生从事一般性工作的几率开始增加，这与传统的就业观相背离。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对于家庭特别是贫困家庭绝对是高投资。一些家长认为，好不容易把孩子供出来，就是为了将来能找到好的工作，有好的待遇，这才对得起多年的苦读和家庭的投入。对于贫困大学生来说，并不是因为原来经济条件不好，就更容易接受或暂时接受不理想的工作，相反，一定程度上他们会更多地考虑到读书的高成本要求必然的高回报。因此，他们面对的社会压力与心理压力更大。根据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一个行动的发生，是行动者通过交换的方式对资源进行调配，最终去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因此，如果投资没有产生回报，势必影响人们对教育的投入，一些青少年将不能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基础教育。这不仅对我国社会的总体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也会拉大社会差距。

总的来说，要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必须更多地依托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政策来加以实现。一是，不断推进科技创新，发展高端产业和第三产业；二是，提高高等教育的有效供给，使劳动力供求双方在市场上通过价格机制求得平衡。此外，要强调的是，进一步减小对社会成员流动性的限制，不仅会促进大学毕业生择业的自主性、能动性，而且会使就业的空间变得更加广阔。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