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临终的嘱咐

“天安门事件”之后，“四人帮”借机大搞镇压革命群众，使国家局势变得很乱，国民经济更遭到严重破坏。爷爷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不顾身体虚弱，带病坚持工作，每天早起晚睡，自己给自己加大了工作量。奶奶也多次劝他注意身体，但他每次都说：“毛主席身体不好，周总理也不在了，现在，我要尽最大努力支持华国锋维持住局面。”

这年6月份，我从部队回家。

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是1976年6月21日，这也是爷爷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早晨，爷爷一起床就觉得身体不舒服。我们都觉得爷爷既然病了，就不要去参加外事活动了，应该好好休息。但是爷爷不顾我们的劝阻，坚持要去，他说：“这是国家大事，我怎么能因为身体不舒服，就随便不去了呢？”

爷爷这次会见的外宾是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这是弗雷泽1975年竞选获胜出任总理后一次重要的出访。爷爷按安排的时间提前来到达人民大会堂，在开放着冷气的休息室等待客人。会见的时间到了，客人还没有来，不知是什么原因，也没有外交部人员来说明情况，爷爷只好耐心等下去，他感到浑身发冷。过了好一会，爷爷才被告知，会见的时间推迟了。

爷爷带着病体，坚持到会见活动结束。回到家中，越发感到不舒服。经过医生诊断，是患了感冒。到了25日晚上，又出现了腹泻。

根据日程安排，26日爷爷还有会见外宾的活动，他还想去，但在奶奶和我们以及医生的劝说下，爷爷只好住进了北京医院就医。

爷爷住院后，尹庆民秘书就和我们商量，想利用这个机会把爷爷的浴室给改一下。

新六所的房子是50年代修建的。20年多年过去了，这房子不但显得过时，而且多年失修，已经破旧。当初设计时，这些领袖人物们都还在盛年，所有的主卧室都设计在二楼。而现在，他们的年岁都大了，特别是爷爷，都快90岁的人了，上上下下很容易出问题。所以，我们在1970年入住5号楼之后，爷爷便住在了一层。刚来时，因为爷爷的卧室里没有卫生间，进进出出地非常不方便，中办和新六所的领导看在眼里，便想把这里给改造一下。而当时任中办管理局副局长的李维信同志向爷爷汇报了这一想法后，爷爷一口就给回绝了。他说：“我们一进城，盖了些高大的楼房。现在好多老百姓都没有房子住，人口发展比房子发展快得多。像我这样的干部，你们不能光说照顾我年岁大了不方便，还要看我岁数大了做不了多少事了。但这样的房子对我来说就不错了，我们国家还很穷，为我，就不要花过多的钱了！”

李维信五六十年代曾在中央警卫局专门负责首长们的警卫工作，后来调入中办管理局负责首长的生活服务，他对我们家非常熟悉，也很善于作首长的“工作”。他见爷爷不同意，就反复解释说这只是一次正常的维修，不是改造，如果不及时维修，将来坏了，损失可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