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我们散落在各地，解放后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才从四面八方来到北京，。1950年，当我们兄弟姐妹在北京第一次见面、团聚时，我们是那样的亲切，又是那样的陌生；我们是那样的高兴，可又是那样的悲凉！因为兄弟姊妹虽然相聚了，但没有了父亲、母亲。我们的脸上既绽开了幸福的笑容，又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1946年父亲牺牲时，我们都很小：小弟秦铁6岁，小妹吉玛7岁，二妹新华8岁，大弟秦钢9岁，我13岁，大哥秦钢16岁。我们这些失去父母的孤儿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在继母张越霞关怀下成长的。让我们兄妹自豪和庆幸的是，我们不仅有一位伟大的生母，也有一位伟大的继母。继母张越霞1927年入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曾两次被捕，在国民党的狱中表现很坚强；解放后曾任北京西城区区委书记、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物价局局长等职。她1940年与父亲结婚，父亲牺牲时她才35岁。当时延安女同志少，她端庄秀美，完全可以另组家庭，但出于对父亲的感情和对我们兄妹的同情，出于对革命烈士子女的关爱，她毅然牺牲了个人的幸福，关心照顾我们这些孤儿，是一个了不起的母亲。(我们兄弟姊妹六人，只有小弟秦铁是越霞妈妈所生，我们五个孩子是群先妈妈所生。)

后来我又从继母和姑妈那里知道，父亲从1932年在上海与我祖母一别去江西至1946年4月8日黑茶山遇难，竟14年未能见我祖母一面。听姑妈说，父亲不到9岁时我祖父就去世了，家庭生活很困难，我祖母不得不变卖一间祖传的老屋来维持生活，父亲兄妹三人与我祖母相依为命。父亲是家里的长子，是我祖母的第一依靠和指望，父亲很孝顺我祖母，体谅我祖母的艰辛。在无锡上学时，父亲尽量为我祖母分担家务，处处为弟妹着想。当时我祖母无力供兄妹三人读书，祖母要姑妈停学把钱省下来让我父亲继续读书，可父亲执意不肯，他体谅我祖母，也关心妹妹的前途，宁肯自己另谋出路也不愿妹妹停学。后经多方努力，父亲上了免费的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父亲和我祖母分别后，常思念我祖母，但忙于革命工作却14年未能再看一眼老母。祖母日夜思念着我父亲，翘首盼着我父亲能去看望她、接她，可父亲却杳无音信。因担心他的安全，我祖母经常伤心落泪。最近，听一直在祖母身边的堂弟秦训（叔叔的小儿子，在新疆的一个中学当老师，也已退休）说：“祖母把眼晴哭瞎了。直到临终她都未见上儿子一面。”父亲就是这样，把理想信仰、祖国、革命事业看得高于一切。为此，他把对母亲的思念、对儿女的爱埋在心里，而把更博大的爱献给党，献给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