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收支平衡的角度看，任何一个国家出现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入时，都不可能完全靠汇率升值来平衡掉，就如同美国出现大量的贸易逆差等状况，也不可能完全依靠美元的贬值来解决一样。汇率的大幅波动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反而可能会对实体经济形成多方面的冲击。

从当前中国的具体状况看，因为中国特定的城市化发展阶段以及加工贸易占据重要地位的贸易结构，注定中国必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会有贸易的盈余，同时中国经济的率先复苏也必然会吸引外资的流入，这种格局所形成的双顺差是结构性的，很难仅仅依靠汇率升值来解决，而要调节这种国际收支的不平衡，除了一定程度的小幅升值之外，主要应该是依靠中国经济的内部改革和结构调整。

汇率争论凸显加速结构调整迫切性

关于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讨论再起，与其说体现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压力，还不如说，在更大程度上，体现的是中国经济加速内部改革和结构调整的现实迫切性。

首先，要素资源价格的扭曲实际上放大了汇率升值的压力。中国低估的本土资源价格使得中国的出口优势被放大，同时也使得企业更依靠廉价资源进行出口，增大了对资源的消耗。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快要素和资源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是促使汇率更为合理、国际收支平衡以及资源配置更为合理的关键因素之一。

其次，非对称的外汇管制措施放大了外汇的供给进而放大了升值的压力。因为当前的外汇管理体制基本上还是在外汇短缺时期形成的，因而内在的是强调增大外汇的供给而抑制外汇的需求，在当前外汇已经相当充裕的今天，这种不对称的外汇管制客观上放大了升值的压力，因此，调整外汇管制也是十分重要的内部改革、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内容，特别是要给企业和居民以及金融机构更大的外汇运用权，避免过分将外汇集中到政府手中而形成运用的更大难度。

与此相伴随的一个新课题是，从危机中的国际货币体系及其缺陷可以清晰看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和国际化是必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客观上要逐步推进结售汇意愿，同时逐步放松人民币在汇兑和交易环节的不同限制。

第三，从整个经济结构的角度看，扩大内需、减少过分依赖外需，同时优化利用外资和出口产品的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科技含量，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降低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就必然会面对结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