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校还鼓励学生敢于挑战权威，这是国内比较欠缺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朱棣文就认为敢于挑战他观点的学生才是好学生。

我觉得，在创新型人才培养中，我们的观念要放开一点、再放开一点。国内现在培养学生，很大程度上是命题式教学，创新棱角都被磨掉了。我们总说压力变动力，实际上我们的学生只有压力，没有动力，更没有活力。当然，国内学生的优势是基础非常好，我们今后需要做的，就是扬长避短，让学生尽可能多地接触了解不同的学科，思路开阔了才能触类旁通，才能走向前沿、有所创新。

记者：除了人才培养，在创新体系建设方面，我们需要怎样努力？

邓中翰：我这十年来在中关村创业，对中西方创新差异的感受很深。在硅谷，创新不是看你发表了多少论文、申请多少科研经费、是不是得到什么科技奖，而是你的创新成果到底能创造出多少产值、拥有多少客户、有多少人愿意付钱买你的产品、能否创造出改变人们工作和生活方式的产品。这种务实的创新思路，我称之为“硅谷机制”。

2006年，我国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要以企业为创新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这是西方最基本的常识，而在我国却成为国策，这就是中西方的差异。10年前我刚回国时就面临这样的问题，很多人建议我建一个实验室来推动芯片的发展。我第一句话就是“不行，我必须办一家企业，我没有办法通过一个实验室推动一个产业。”所以，中星微成立之初，国家财政投入变成风险投资，占65％的股份，而我们这些创业者却占到35％，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

那么，能不能创造出比西方更好的一种创新体系？我觉得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比如，中国正在造自己的大飞机，这就体现了一种制度的优越性。即使是在很难、很大的领域里，我们仍然可以集中力量做一些大的动作，而这个创新工作不仅仅是来源于个人创新的想法。我觉得，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敢于探索出一条既有中国国情，体现国家意志，又能够满足市场机制和符合市场游戏规则的新的创新体系。

“要对学问有一种真正的爱好，把它当成人生追求”

记者：很多人把中国的创新乏力归咎于科研经费投入不足，您怎么看？

邓中翰：我们国家最近几年投入的研发资金其实非常大，特别是在重大的项目里。据我了解，现在国内很多科研机构的条件正在改善，甚至不少国外的实验室，里面的设备和装修都比国内土一点、老一点。在这方面，我们最近几年的投入，对科技的快速发展是有很大帮助的。但如何珍惜这些资金，珍惜国家政策的扶持，如何作出更好的成绩，我们可能还要在许多方面做进一步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