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自汉武帝后，儒学始终保持着作为一个统治意识形态的优势。即使是在儒学相对式微的南北朝时代，如日中天的佛教也无法取代儒学而成为中国的统治意识形态。与儒学相比，佛教有着一种为统治阶级所不喜欢的“佛祖面前人人平等”的情怀。况且，佛教追求来世轻视今世，难以与经世致用的儒学在政治层面进行竞争。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北朝的统治者会从兴佛转向抑佛甚至是灭佛，为什么魏孝文帝会主动发起对自己族群文化的打击，并着力提高儒学在北魏的统治地位。魏孝文帝的所作所为都在无意间为中国重新回归大一统局面做了准备。

中国历史上有着周期性的“朝代循环”。但是稍作考察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朝代循环的背后并不具有什么周期性规律。如果有什么规律的话，它应的也是“一样生百样死” 这样一句俗话。中国每个朝代的倒台原因非常不同，但是新的大一统局面形成的背后却都有着相似的原因，那即是统治阶级在上台后马上会发觉儒学是最为适合的统治意识形态，并且为了获取政治稳定他们必须取得儒家知识分子的支持。汉朝时就已形成的“儒法国家” 政治形态就这样在新的条件下不断被“复制”，虽然这一复制在每一朝代都会因为受到当时的结构与人事的调节而显得不尽相同。

就这样，儒学为中华帝国提供了一个同质性的文化和认同感基础，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古代帝国控制能力有限这一局限。儒学的存在使得帝国这一国家形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展出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古代中国有着强有力的国家，发达的官僚体制和精英层面上的认同感。除了当时的百姓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感外，中华帝国在很大程度上犹如一个现代“民族国家”。19世纪末以来，中国的历史学家一般都会把中华帝国的这一形态看作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桎梏。而现代的学者更会把诸如“反右”、“大饥荒”、“文革”等灾难看作是由于中国长期大一统而带来的“东方专制”文化的结果。其实，类似的灾难性国家政策在德国、日本、前苏联、柬埔寨、伊拉克等等许多文化和历史完全不同的国家中都发生过。它们构成了“现代化”的黑暗面，属于后发展国家在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内政治多重互动下走向极端的例子。当然，由于有着长期大一统而带来的强国家传统，中国在错误和正确的道路上都会走得很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能在将全国飞快地带入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和“文革”后，马上又能把全民带入一场致富运动，在世界上创造了另一种奇迹。

（作者单位：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

来源：《文化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