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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精神
www.fjsen.com 2009-12-22 08:11  张锡勤 来源:人民日报    我来说两句

中国传统的贵和精神表现在诸多方面。就国际关系而言,它主张“协和万邦”;就国家治理而言,它期望“政通人和”;就人际关系而言,它要求和睦相亲、和衷共济,强调“和气致祥”;就家庭关系而言,它告诫人们“家和万事兴”;就经营之道而言,它提醒人们“和气生财”。中国人始终认为,祥和之气是最可贵、最美好的。

为了维护和谐、稳定、均衡,中国古人始终对失和、失度、失衡保持警惕,这就促使中国人形成了中庸的民族性格。由于古代先哲从一开始论和就重视和同之辨,所追求的乃是一种多样统一的理想状态,这又养成了中国人较为包容的民族性格。这种民族性格,不仅使中国人对外来文化能够兼容并包,而且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在中国,以和为贵不仅是一种普遍共识,而且业已成为一种民族心理。这种民族心理又促使中国人形成了和解、礼让的处事原则,与人为善、宽厚待人的交往原则。由于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就使中国自古重视生态伦理,自觉维护生态环境;由于强调个人自身的和谐,就使人们重视“和心”、“和性”,养成一种平和的心态,深知“心必平和然后乐”的道理。概而言之,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贵和精神随处可见,对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习俗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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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尚公、重礼、贵和精神,既有鲜明的时代性,又有一定的超越性,它在中国历史上所造成的影响是长期的、深远的、复杂的。一方面,尚公、重礼、贵和对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发挥了重要作用。尚公、重整体的观念,对于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稳定,无疑起了巨大作用。由尚公精神派生的国家、民族、公众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观念,以及重社会责任、克己奉公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曾产生过持久深远的影响。从《左传》的“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从贾谊的“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到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都是中国历代志士仁人的座右铭和人生信条,并对一般民众产生了重要影响。重礼、重秩序的观念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安宁,保证社会有序地正常运转。礼所要求的恭敬、谦让、文明礼貌,对于协调人际关系,增进社会公德、提高社会文明和道德水准,均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贵和精神对于调节人际关系,缓解社会矛盾,避免社会发生过多动荡,维护社会正常秩序,都有积极作用。由贵和精神而引出的相亲相睦、同心同德的团结精神,又形成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尚公、重礼、贵和的历史局限性和消极影响。尚公、重礼、贵和,均是要求广大的底层民众安于自己低下的等级地位,自觉牺牲自己的利益。在整体至上的观念下,个体的存在价值、个性的多样化发展、个人的正当权益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确认。由于轻个人权益,最终势必因抑制个体活力而抑制社会群体的活力,造成社会的停滞和思想的僵化等等。因此,要全面认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精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这也是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一项重要任务。

(作者为黑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赵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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