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征三：立场坚定，敢于担当

“开国上将”中除了起义将领外，都是入党多年的老“布尔什维克”，其中1927年以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占了半数，有27人是“提着脑袋”参加党所领导的武装起义走入革命队伍的。在长期的马克思主义熏陶和革命实践的锻炼下，造就了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鲜明的政治立场、坚强的党性原则、高尚的为人品格。这里挂一漏万，略举几个具体事例。

萧克，不被姚文元点名批判而屈服。1968年，姚文元给农垦部造反派打电话，说时任该部副部长的萧克写“反党小说”，要揪出来批判。其实，1958年萧克任解放军训练总监部部长时，在批判他所谓“教条主义”的时候，就曾对他20多年前利用战斗间隙开始书写的小说《罗霄军》草稿进行过批判。罪名一是“写战争恐怖论”；二是文内有“歌颂蒋介石”的词句；三是里边有“骂共产党”的话。姚文元打电话后，这部书稿被油印装订出三大本，标明“供批判用”。萧克并未被压服，他私下里风趣地说，这让他“得到了一个‘善本’”。同时也给了他再次对稿子审读一遍的机会，记下了将来需作进一步修改的腹案。《罗霄军》是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为背景，描写罗霄纵队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红军战士英勇顽强的战斗故事。1988年建军节前夕出版，更名为《浴血罗霄》，夏衍称这是“一部奇书”。1991年3月，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张爱萍，刚直不阿写“囚徒诗”。“文化大革命”中，张爱萍惨遭迫害，被批斗、囚禁达６年之久，左腿致残。他被隔离审查期间，正气凛然，矢志不移，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斗争的方法之一，是写“囚徒诗”。1992年，张爱萍出版了一部《神剑之歌》的诗集，其中有不少是他在被囚禁期间为抒发胸中愤怒的即情作品，被称之为“囚徒诗”。张爱萍的这些作品，是写在从人民日报报眉上撕下来的空白小纸片上的。有人问起张爱萍在当时的处境下，如何能把这些诗词保留至今时，张将军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我是托来探狱的朋友藏在身上带出去的，结果在门口被看守搜身时没收了。‘四人帮’倒台后，一次中央开会时华国锋走到我边上，轻声问我：‘你写的那些诗还要不要了？’原来那些纸片被搜走后，经过层层上缴，最后送到了当时任公安部长的华国锋手里，他就把它压了下来，这才免去了一场新的灾祸，并且让这些‘囚徒诗’得以重见天日”。

陈锡联，为抓捕“四人帮”“开绿灯”。1976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陈锡联在《回忆录》中说，他主持军委工作期间，在毛主席逝世后，华国锋“曾经几次”（吴德《十年风雨纪事》说是四次）找他谈过解决“四人帮”的事情，他表示坚决支持。其中比较特别的一件事情是，他给北京卫戍区为解决“四人帮”问题而调动部队“开绿灯”。其过程是：在华国锋委托李先念找叶剑英征求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后不久，叶剑英到华国锋家里反映，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曾到驻郊区某坦克部队活动过（事后查明是误传），表示担心这支部队出事。华国锋听了，一面让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尽快查明情况，一面问吴德：万一坦克部队进城闹事，北京卫戍区能否对付？吴德经请示华国锋同意，向尚不知道解决“四人帮”计划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交底，并研究对策。吴忠提出，可以用驻郊区的警卫三师炮兵团对付，但部队调动有严格规定，动用一个连也得经军委批准。吴德立即将这一情况向华国锋作了汇报，华国锋马上打电话把正在唐山视察灾情的陈锡联召回北京，转述了“二吴”提出的问题。陈锡联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吴德、吴忠他们先后来到我家，我当面授权他们可视情采取行动，不必逐级请示。”事后有人将陈锡联的这一重要表态，称之为 “开绿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