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加重“政绩办学”、“数量考核”倾向
与过去的“绝对评价”相比,这份新的绩效排行榜,或许更注重投入产出效益,以期高校把有限的办学资源用在能产出成果的地方;但以教育的眼光打量,它会在促使高校注重产出数量的同时,督促高校“快出成果”、“早出成果”,以及在一些无法产出上述指标业绩的地方和人事上,不舍得花钱——像该榜制作者呼吁的那样,把钱用到“刀刃”上。
人们喜欢谈论:大学要有“大气”与“大爱”,给教授们宽裕的治学空间;大学教育要以“百年树人”的情怀,重视本科教育;学者要板凳甘坐十年冷,不要急功近利追求出短期成果,等等。但现在,这些美好愿望一一被这个绩效排行否定——对3年出不了成果的教授,学校还会有好脸色?对不属榜上产出的教育质量,学校怎可能重视投入?对于学术研究,必然是给你一笔课题资金,你必须在3年内产出成果,否则就是零产出,四五年后出的成果,出了也白出,它们不在计算之列;对于教学,学生不过就是人头,最多也不过是帮助导师产出论文和成果的工具。眼睛盯着这样的排行榜,大学会把教学作为用钱的“刀刃”吗?恐怕会把更多的钱,用到可以带来更多论文发表数、更多获奖数的公关上吧,或者花重金聘请能带来评奖、评审之“人脉资源”的“优秀人才”。
这份具有官方色彩的绩效排行榜,到底能派什么用场,目前不得而知。但是,如果教育主管部门将其作为对一所学校领导的考核依据,则可能加重大学的“政绩办学”、“数量考核”倾向。大学校长们如以上述指标作为指挥棒,就可能把资源与产出指标联系起来,告诉学院与教授们,给你多少资源,一定得出多少成果。大学在这样的管理之下,会不会越来越远离真正的教育与学术?
高等教育评价,确实关系到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作为具有官方背景的研究机构,研究高等教育评价、探索高等教育评价制度改革未尝不可,但参与制作排行榜,并以很可能导致大学急功近利的指标为制榜依据,大大不妥。而且,这等做法有违大学评价应“社会化”、“中介化”的趋势。或许,这一排行榜的制作者首先应该对自身的投入产出做个评价:是产出了对教育发展有积极作用的成果,还是适得其反?
(作者为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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