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型工业化、城市化的一项重大历史性问题，就是要把几亿农民转移到城市的第二、三产业中去，把“二元经济”转变为现代工业经济，这是我国转轨时期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关系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重大问题。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带动了城市化，从英国“圈地运动”到欧洲（包括北欧）向美洲大量移民，推动美国西部地区的开发，大约经历了几百年，漫长的历史逐步消化了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移民”问题。日本、韩国在战后的工业也带动城市化，大约用了３０年也完成了农民转为产业工人及其家人转为城市居民的历程。而我国要在短短几十年内完成交织在一起的“三个转轨”，不仅由于时间短，使由几亿农民构成的“移民”问题突显出来，而且更由于我国特殊的户籍制度切断了农民个人转移和家人转移的联系，且农民个人只是暂时转移，并未落地生根，这就造成了我国数达２亿—３亿人的农民工问题。这是我国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所特有的问题，而在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史和西方经济学中从没有过“农民工”这个概念和范畴。

农民工问题之所以成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每逢春节或长假日，我国交通运输部门（主要是铁路、公路）要在１０—２０天内完成几亿人的往返运输，虽然增加了运输消费，却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资源消耗；如果没有这些人员运输，还可以增加工农业产品运输和发展旅游业。更重要的是，这个“农民工”，是我国转轨时期的最大的弱势群体，其规模有２亿—３亿人，相当于美国全国人口总数。这２亿—３亿的农民工，在他们所打工的城市“合法地”享受着“次国民待遇”，他们不仅比城市同等工种工人的工资低、劳动条件差，而且常面临工资拖欠、社保缺失等困境，且居住环境恶劣，不能与城市职工平等地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更由于农民工群体没有自身的合法组织（如农民工工会或农民工协会），也不被允许有自己合法的群众组织（即非政府组织），农民工即使在不平等条件下受穷、受苦、受委屈、含冤情也无处申诉，往往酿成各种不安定事件。

我认为，农民工问题，是我国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今后十年需要大力促进解决的问题。解决农民工问题，即把农民工及其家人转变为城市职工和城市居民，无论从近期还是从中长期讲，至少有以下几点好处：（１）可以扩大内需。因为农民工及其家人可以跟城里人一样平等地享有工资福利待遇，提高个人消费及其享用的公共消费，有利于把经济增长牢固地建立在扎实的内需基础上特别是消费基础上；（２）有助于缓解城乡间、地区间不平衡问题，有助于缩小城乡间、地区间的差距；（３）农民工在农村留下的农田与宅基地，可参与土地流转进程，使农民工在城市除获得劳动工资收入外，还可获得财产性收入，同时还可促进农村土地的集约化经营，在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同时还可以促进农业现代化。此外，每年春运将可大大减少运输压力，把更多的运输力量用在创造更多附加值的产业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