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精英文化的深度基础，德里达指出这是一种子乌虚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德里达认为传统形而上学与传统文化的深度性是靠追求各种同一性及其中心来完成的，而这些同一性与中心又是通过逻辑中心主义的手段与形式来实现的，即通过确立一个中心，然后再用逻辑证明的方法保证这个中心。而这种方法在德里达看来却包含不可克服的悖论：既然哲学体系要有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必然在体系之外；而一旦这个中心果真在体系之外，那它又不能成为这个体系的中心。他说：“这种中心也关闭了那种由它开启并使之成为可能的游戏。中心是那样一个点，在那里内容、组成成分、术语的替换不再有可能。组成部分（此外也可以是结构所含的结构）的对换或转换在中心是禁止的。至少这种对换一直都是被禁止的（我有意使用这个词）。因此人们总是以为本质上就是独一无二的中心，在结构中构成了主宰结构同时又逃脱了结构性的那种东西。这正是为什么，对于某种关于的结构的古典思想来说，中心可以悖论地被说成是既在结构内又在结构外。中心乃是整体的中心，可是，既然中心不隶属于整体，整体就应该在别处有它的中心。中心因此也就非中心了。中心化的结构这种概念——尽管它再现了连贯性本身，再现了作为哲学或科学的认识之前提——却是以矛盾的方式自圆其说的。”③不仅如此，德里达还指出了传统哲学“语音中心主义”的局限及其维护霸权的性质。

如果说德里达解构了精英文化的深度基础，那么利奥塔与福柯则摧毁了精英文化赖以宣扬历史进步、重新人类精神家园的历史理论基础。在传统哲学看来，历史并不是一盘散沙的种种事件的堆积，而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正是通过历史整体的分析，人们才寻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并预测着人类发展的未来。可这种分析方法却遭到了后现代主义的猛烈抨击。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明确提出了“向同一性宣战”和“向所谓人类解放观点宣战”的后现代宣言。他认为任何要确定历史连贯性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人们不可能真正了解已过去的历史，所谓历史连贯性的论述实际上都是以“现在”为基点并把“现在”作为其历史分期的正当化标准。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所谓历史连贯性的论述表面上看讲述的是历史过去、现在与未来，而事实上说明的却仅仅是“现在”本身；所谓的“过去”与“未来”只不是“现在”在这两个维度的展开。福柯则通过对历史知识考古学的深入研究，指出：历史知识不仅不是连贯的，而且存在着若干断裂。他说：“过去一向作为研究对象的线性连续已被一种在深层上脱离连续的手法所取代，从政治的多变性到‘物质文明’特有的缓慢性，分析的层次变得多种多样：每一个层次都有自己独特的断裂，每一个层次都蕴含着自己特有的分割；人们越是接近最深的层次，断裂也就随之越来越大。透过这部动荡的由各届政府、无数次战争和饥饿写成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几乎静止的历史？——缓坡历史，诸如航道史、麦子或金矿史、旱灾和灌溉史、轮作史、人类的饥荒与繁育的平衡史。”④不仅如此，福柯还在《词与物》等著作中考察了历史知识构成方式的变化过程及其原因。在他看来，从表面上看不同知识构成方式的变化似乎意味着历史的进步，但实际上它们的变化反映出的却是不同时期统治阶层对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主体”规训和建构方式的不同。他认为不同社会往往都要通过知识论述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器的运作而训练出符合该社会正当化标准的“主体”，并以此方式来实现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