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原因是：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伦理型政治，在中国占统治地位并长期延续。数千年来，人们可以对现存的政治状况进行激烈的批判，主张各种政治改革甚至进行政治“革命”，但很少有人对这种以人治为基本特征的君主政治的根本点发生怀疑。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自上而下的官僚网络等等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即使存在着政治腐败现象，也不过是帝王、官僚的道德品质问题，关键在于使统治者——权力握有者保持或恢复他们内在的贤明、善良。之所以产生如此认识，都是基于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和思想信念——人性本善。恰恰相反，在地球另一端的发达国家，为防止政治权力的扩张、垄断和专制，却进行着另一种探索，即建立法理型政治体制，全力谋求对政治权力的外部制约。所以如此认识，也是基于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和思想信念——人性本恶。

显而易见，发达国家与中国在防范权力异化、政治腐败上所走的路线是有所不同的。但如何评价这两种路线的社会效果呢？无疑，这两种路线在其历史发展中都有过自己的光荣，但从历史必然性和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看，应该说，伦理型路线过于理想化，它将希望寄托在某些领袖的重视与官吏的自律上，因而往往只能在某些时期或某些个人身上发生作用。中国古代的太平盛世大多出现在王朝之初，而其清官又寥若晨星便是最好的说明。

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法理型路线则以其突出的稳定性、常规性而更贴近于实际。世界上所有清廉国家在近现代，几乎无一例外地建立了一整套相关的法律制度，来防止、消除政府官员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其中诸多成功经验足以证明廉政制度化的必要和可行。当然，在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中，也有过政治黑暗和官员腐败，但其主要原因在于制度的不完善与制度未得到切实执行。而这又从事物的另一面向我们昭示：建立制度必须科学有效，执行制度必须具有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