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它可以为我国引进一套新的研究方法。我国的有些马克思哲学研究，其实也包括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有很多时候都是从既成的教科书体系入手的。这种做法往往只重“体系”、“规律”和思想雄辩，而缺乏对原著的深入了解和理论实证；再加上多年来形成的教科书式思维惯性，遇到具体理论问题往往就将已有的“体系”和“规律”应用上去，以不变应万变，其结果往往是限制了自己的研究视野和理论创新。而日本的研究范式则恰恰相反，他们首先要求研究的“学术性”，也许是“缺乏”对吸收外来文化的自信，他们把对西方经典的理解放在了学术研究的第一位，其要求甚至达到了“苛刻”的程度。重文献积累和文本考证、花大力气啃经典著作、讲究证明的严密性和实证性，这种研究方法虽然常常遭到“没思想”之类的指责，但是却可以厚积薄发，后劲十足。因为，任何理论创新都是以对研究对象的知识积累和深入了解为前提的。还有，他们还强调从经济学等角度来解释马克思的哲学理论，这种“综合性”的研究方式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因为，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学说决不是单一的哲学，对马克思的研究如果缺少“综合性”，特别是缺少经济学视角，实际上是很难深入的。我国学者也深知这一道理，但是却缺少这方面的经验，而日本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日本马克思主义译丛”中的望月和内田的著作，将为我们在这方面提供范例。总之，由于日本和中国一样，同属于向西方学习的东方国家，他们的这套研究方法不但可以丰富我们的研究路径，而且还可能提高我们研究的“学术性”和“综合性”。

其次，它有助于我们加强经典著作研究，拓宽研究思路。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部分文献是他们生前未出版的手稿，而这些手稿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迄今为止，我国对这些手稿的研究大多依据的是苏联东欧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当然，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在手稿出版上所做出的贡献是不能抹煞的，但是他们对手稿类著作的文本解读却包含着固有的缺陷，即往往不能给予充分的重视并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譬如由于对《手稿》中异化论的评价不高，于是就拒绝将《手稿》收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正卷当中，直至后来遭到了抗议才不得已将它收录于《补卷》之中。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对手稿类著作的研究上也有问题，这就是他们中最优秀的分子不仅大多没有读过MEGA2公布的最新资料，而且又急于转向社会批判，这使得他们在对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类著作的文献考据和文本解读上略显粗糙。最典型的莫过于阿尔都塞，他解读马克思文本的粗糙程度有时是令人难以忍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