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构成科学创造的激励因素，除了体制性的诱致，还有更重要的好奇心与兴趣。人们在讨论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近代意义的科学革命时，往往情不自禁采用了“辉格式”（Whiggish，颇类似“六经注我”）的历史解释，但对中国知识界的兴奋点和专业化问题，及其对构建（科学）体制的影响却未予足够的关注。譬如欧洲社团与中国书院作为学术组织的思想抱负、专业化程度和所扮演的文化角色大相径庭；这种差异一直延伸到欧洲百科全书派和中国乾嘉学派。

美国经济史学家诺思认为，近代西方经济革命与知识存量的增长、科学制度的变迁关系密切。第一阶段，近代科学知识的发展和教会思想垄断衰减此消彼长，新教改革实际上是这种变革的一个征兆。科学革命之所以在西方出现，也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科学解决实际问题的效用有关。第二阶段，科学家与发明家之间有了知识交易，这种交易有助于增进知识，从而提高社会和私人收益率的意识。科学家、工程师取得的专利急剧上升，公共和私人组织都意识到成功的关键是基础性开拓性的研究。第三阶段，知识产权的私人收益率开始接近社会收益率，对发明和创新的产权予以界定，提高了私人收益率；许多基础性研究得到政府资助并在大学里进行，反映了公众对提高科学进步的社会收益率意识在增强。反之，如果没有一套激励创新的规则，发明者也未能在发明创造的收益中获得较大份额，科学进步就会延滞下来。这也间接说明了达·芬奇这样的非专业人士，许多设想只能停留在手稿上，未能在技术上得到实现。

近代欧洲科学走向了体制化、专业化，而中国科学却没有。徐光启、李之藻等致力于西学，特别是逻辑方法的译介传播（如《几何原本》、《名理探》），但他们不会想到，这些“新知”经过特殊解释可以成为“言必征（证）实，义必切理”的工具，仍然为“旧学”所用，而且西方传教士也竭力将西学描绘成有资国计民生的“道术”。音韵、训诂、校勘、天文历算等因素就这样进入了传统知识领域，经学也出现了实证化倾向，但中国科学兴味却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

感于亡国之痛，黄宗羲、顾炎武开考证风气之先，引导学人钻研古代文献，发挥政治见地。而经过大风大雨，乾坤既定，在清初几个皇帝的有效统治下，国势日益强盛，当局在对知识界严加控制的同时，也认为有必要把他们的才华释放出来，并借题发挥达到一些未可告人的目的。乾隆三十八年（1773），朝廷设置四库馆，网罗天下学人进行官修《四库全书》的浩瀚工程，历任馆职者360人，耗时15年，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完成，这个鸿篇巨制又启动了一个学派（“乾嘉学派”）、一代学风（“无征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