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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中国学者的旨趣
www.fjsen.com 2009-12-29 08:29  肖 巍 来源:学习时报    我来说两句

正如梁启超所言:“凡一学术之发达,必须为公开的且趣味的研究,又必须其研究资料比较的丰富。我国人所谓‘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旧观念,因袭已久,本不易骤然解放,其对于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不能为讳也。科学上之发明,亦何代无之?然皆带秘密的性质,故终不能光大,或不旋踵而绝,即如医学上证治与药剂,其因秘而失传者,盖不少矣。凡发明之业,往往出于偶然。发明者或不能言其所以然,或言之而非其真,及以其发明之结果公之于世,多数人用各种方法向各种方面研究之,然后偶然之事实,变为必然之法则。此其事非赖有种种公开研究机关——若学校若学会若报馆者,则不足以收互助之效,而光大其业也。夫在清代则安能如是,此又科学不能发生之一原因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三十二》)只有如天文历算者因“经史中所固有也,故能以附庸之资格连带发达”(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九》),其它领域少人关注,(科学)共同体的整体效益就更谈不上了。

近代以前,发明主要源自工匠的经验,许多发现也是由天生敏锐的头脑偶尔作出的,它们之间未必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中国人口众多,经验丰富和头脑敏锐的人当然也比较多,这就保证了中国在古代技术领域的规模优势,但近代以来,发现(科学)发明(技术)的关系日益密切,主要是通过假说和可控实验来获得知识,欧洲人还以专利法、知识产权来配合知识的社会应用和效益保护。如果仍然用经验总结为主,缺乏“为学问而学问”的专业人士和鼓励创新的体制阙如,就必然与专业化、体制化的西方科学拉开距离。


责任编辑:赵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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