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决议是对中央九月来信精神的充实、完善和发展。它总结了自南昌起义以来红军的建军经验，划清了红军与旧式军队的界限，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份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问题。“毛主席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纲领性的文件，把我军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基础上，成为一支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12]（P671）古田会议决议所规定的这些基本原则，不但很快在红四军得到贯彻，而且随后在其他各部分红军中也逐步得到实行，并对以后不断加强党和军队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完成这一转型的人民军队，具备了较强的战斗力。古田会议结束不久，按照中央规定，1930年2月7日，毛泽东在江西吉安陂头召集四、五、六军联席会议(即“二七会议”)，决定将红四军前委扩大为四、五、六军的共同前委，毛泽东为书记；2月，毛泽东、朱德率部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三省会剿”；6月，红四军与闽西红十二军、红六军合编为红一军团，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朱德为总指挥，全军计2万余人；8月，红一、三军团合建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总前委书记，全军3万余人，成为当时全国实力最为强大的红军。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红一方面军取得了辉煌战果，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一、二、三次“围剿”，赣南、闽西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基本形成中央根据地。

古田会议结束后第五日，毛泽东再次向党内同志阐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道理。明确指出要想“在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说明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革命高潮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建立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逐级扩大人民武装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政策，无疑是正确的。而且只有这样，才能树立全国人民的信仰，给反动派以极大困难，动摇其基础促进其瓦解，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可以说，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关于城市与乡村、工人与农民、群众运动与武装斗争、党的领导与军队建设等方面重要关系等正确认识已经为广大党内同志所接受，基本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方向的理论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以及人民军队战略战术等方面的基本原则，确立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标志毛泽东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