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受冲击最小，经济恢复最快，所谓“一枝独秀”，这让国人着实很自豪。所以现在许多人最乐于讲的是中国优势，特别是体制优势。

但是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自豪。因为尽管美国等国家经济确实出了严重问题，但中国毕竟是发展中国家，他们出现的并不是和我们同一个阶段、同一个层次的问题，无法简单地相互比较。

的确，我们之所以在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中损失比较小，在于中央的正确决策应对，政府具有对经济的较强控制力，国家具有较强公共投资能力，国有金融机构具有稳定性等等，这些因素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大量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可以返回农村而不至于聚集在城市造成经济社会问题，以及在复杂的利益机制下，地方政府出于种种原因对房地产价格的保护等等，这些对于降低中国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都起到了某些作用。因此中国这次抵御金融危机的机制非常复杂，其中毫无疑问有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某些优越性，但是还有一些因素长久看来并不见得先进和优越，而是要改革和解决的问题，但是这次却起到了某些正面的作用。

对世界上的问题用“好”和“坏”两个字来评判最简单，但是最简单的判断往往问题最大，许多历史的偏颇都是因此而导致的，国家的问题尤其如此。特别是某些成功之后简单的陶醉和过度的激情，很容易导致顾此失彼。当然中国人的这种激情和陶醉更多是来自于社会上，中央高层实际是颇为理性的，无论从财政政策的适度调整，对飙升的房地产价格的“遏制”，对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坚持，还是在国际上对“中美共同领导世界”的“G2”提法的不认同，都说明中央高层始终能够站在中国大局、世界全局上系统、全面地看待和把握问题。那么我们的各级领导以及学术界是否也能如此呢？恐怕这样的理性多一些对于国家发展、经济健康才是有益的。不被人家“捧晕”，也不被自己“忽悠”，不去以得意的目光看别国问题如何严重，而是真正正视、深入研究、积极解决自身的问题，至少在心态上是健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