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80年代初进入改革研究领域。近30年来，我把坚持改革研究、推进改革事业作为自己的基本追求。刚刚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次改革》，是我这两年改革研究思考的汇集。本书中，我的观点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我国实现未来30年的可持续发展，出路在于推进第二次改革。

一、提出“第二次改革”的基本思考

应当说，产生并形成“第二次改革”的思路，并不是今天才有的。至少在过去5年的研究中，我从矛盾变化的研究、发展阶段的研究、反危机的研究中，愈来愈感觉到，当前的改革，与过去30年相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1.关于社会矛盾变化与政府转型的提出

2003年SARS危机期间，我主编一本《警钟--中国：SARS危机与制度变革》，提出由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政府转型命题，并逐步得到各方面的认同。2005～2006年，在全国各地的实地调研中，我发现一个普遍的问题，这就是基本公共产品严重短缺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由此，我和我的团队开始探讨新阶段社会矛盾的变化。我们认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生产 力这一主要矛盾虽然总体上没有变，但矛盾的阶段性特征表现突出，并有深刻变化。2005年我把它归纳为两大突出矛盾：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与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并且，我在2004年和2005年就相关内容出版了《改革与多数人利益 》以及《--门槛政府转型与改革攻坚》两本书。

2.关于社会发展阶段变化的提出

2007年我院承接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研究项目。研究中，我们得出结论，当前我国突出矛盾的产生源于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基本的判断是：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已经实现了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的历史性跨越。但现行的体制机制创新与政策调整还不适应这一历史性的变化。这个研究成果，我们在2008年出版的《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08》和2007年出版的《--起点中国改革步入30年》中有较深入的分析。

3.关于危机挑战改革的提出

2008年以来，我的研究重点主要放在反危机的改革政策上。我认为，危机不是一次简单的周期性调整，而是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的重大变化；不仅对我国短期保增长形成巨大压力，更对我国发展模式提出严峻挑战。正是在这个判断下，我提出“大进大出”时代的结束以及“增长主义”时代的结束。这两个时代的终结，对第二次改革提出历史性的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