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先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的最初成就，集中体现于四卷本的《中国哲学史》，这是当时以马克思主义清理中国哲学的代表作，为培养新中国哲学人材，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这部书是教材，观点要求稳妥，先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成果，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

中国学者接受马克思主义，大多也是从苏联学者那里转发来的。学习的成绩不容否认，也有不少缺点。在哲学研究领域，日丹诺夫代表苏共中央关于哲学发展历史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史的判断，对于中国学者，是经典性的。然而1957年1月11日，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试论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指出日丹诺夫的框架忽略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矛盾，没有给唯心主义以一定的历史地位，还会在社会历史观方面留下空白。当时有人批评先生此文忘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宣传了修正主义，但先生坚持自己的主张。他相信，自己的结论来自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真钻研和理解。

为贯彻自己的学习成果，“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先生就开始组建新的班子，撰写《中国哲学发展史》。之所以要加上“发展”二字，因为在先生看来，列宁关于哲学史就是人类“整个认识的历史”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而认识是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不仅仅是两大学派的斗争。在发展中，为哲学，也就是为人类的思维发展做出贡献的，不仅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也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这是体现先生自己主张的“一家之言”。至于发展的过程，先生起初描绘成从元素论到元气自然论再到元气本体论的过程。晚年，他把这个过程描绘成奠基（先秦）、成长（秦汉—鸦片战争）和转变（鸦片战争以后）三大时期。并且指出，一些研究者留恋先秦哲学，不喜欢秦汉及其以后的哲学，是不对的。

先生描绘的中国哲学发展过程，无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中国哲学的实际，都是一个严肃的学者诚实探讨的成果，而不是随风摇摆、媚上媚俗的虚妄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