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影响

学者认为，大革命期间涉及军事、政治、党的建设、重要会议、政策策略的制定等方面，都受到共产国际的直接影响和控制。

新的档案资料，使学者们对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之间的密切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唐宝林认为，中国大革命是在联共（布）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和控制下进行的，指导大革命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并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亲自执行，只有一小部分是在他们的代表严密监督下由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执行的。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决策和控制是中国大革命历史中发展的主导因素。

敖光旭研究了共产国际与大革命初期广东商团事件的关系，认为共产国际介入这一事件，最终镇压了广东商团，并成功促使孙中山及国民党“向左转”，成为中国大变局之枢纽。它预示着中国国民革命“合力革命”的终结及“阶级革命”的开端，不仅巩固了广东这个“世界革命的车站”，而且在新的高度确立了苏俄在远东的“新兴权威”，世界革命的重心开始由欧洲移往远东。

■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关系

学者认为，共产国际作为中国大革命的直接指导者和操纵者，应对大革命失败负主要责任。

传统观点一直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是中共在革命中推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的，新的研究证明，这与历史真相相去甚远。

唐宝林认为，在大革命时期，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制定中国革命路线、政策的最高标准是以苏联国家利益为转移，造成了大革命的潜在危机和最后失败；1923—1925年提出了比较积极的革命方针，但自始就轻视中共力量，只武装国民党而不武装共产党；1925年秋，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则开始实行右倾退让的路线，一味依赖国民党甚至蒋介石个人，让中共全面放弃独立性和领导权；最终，国民党右派羽翼丰满、全面反动时，又突然命令中共迅速组建几万人的自己的军队，陈独秀主动承担了对抗这个不可能实现的命令的责任，成为莫斯科造成大革命失败的“替罪羊”。